7月6日-8日，2012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夏季高峰会在湖北武汉召开。新东方教育科技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俞敏洪表示，在中国的经商绝对不是真正的经商，有多少政府领导自己的亲戚、朋友、孩子不参与到经商中间去的，他们的经商是真正的经商吗？哪个政府官员说“老子家里就没有一个人做生意的”，如果让政府领导发誓，有多少敢这样说？坦率地说中国的经济命脉不抓住在我们这样真正的商人手里，因此谈商业道德是扯淡的事情。

以下为对话实录：

主持人：第二轮讨论是每个嘉宾把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观点做一个表达，根据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和总结，俞总特别强调机制的重要性，我现在想追问一个问题，机制背后又是什么？如果人人都说体制有问题，我们都说体制有问题，最后到底谁来负这个责任？企业家说体制有问题，官员也可以说体制的问题，每个人都可以说体制的问题，我们每个人都这么人为的，到底是谁的责任？

俞敏洪：王梓木表达了市场经济的初期和成熟阶段，两方面的系统没有到位，一个是市场需求没有到位，比如中国为什么那么多假的问题出现还有活路，是因为人民需要这些东西，市场缺失，所以它就有销路。二是上面的监管不到位，两个不到位导致了中国现在的商业道德问题的出现。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的市场经济到底能不能到高级阶段，从商人的角度上，我觉得是在往高级阶段走的，但是从制度上讲是没有往高级方向走的，刚才王梓木讲到了日本的情况，日本如果没有两个要素，第一是允许所有的东西进行充分的市场经济的展示，举两个例子，在明治维新时，当时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了官办经济会对民营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并且对经济的后续会产生重大的阻碍作用，所以他们就把国有经济以最便宜的价格卖给了民营经济，包括三菱公司的起来也是把国有企业卖给它。在中国的清代也有这个状态，当时办国有经济时，当时的讨论是把国有经济送给民营经济，结果是不光没有送，反而倒过来吃了。这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一直没有经过充分的市场化，表面上鼓励民营经济的发展，实际上国进民退，国有企业占据越来越多的资源，国有企业背后，或者说全会资本背后利益的形成越来越明显，这是不争的事实。

谁来负这个责任？我讲这个问题的时候已经回答了，体制本身的产生是背后有人的，负责任是背后的人，但是现在中国的问题，我们找不到某一个具体人来负这样的责任，在清朝可以找皇帝。

主持人：那就是某一个群体？

俞敏洪：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个背后的势力，这种势力结合起来严重阻碍了中国体制化的完善，所以到最后尽管这个体制中间的每一个人，包括每一个政府官员，他们都希望能够完善中国的体制、制度建设，以及充分的市场经济，实际上势力加起来恰恰是往相反的方向走，谁都没有这样的力量扭转这样的势力，这是中国的现状，背后没有一个具体的人，是一个群体。包括在这中间，中国部分的商人，应该说是很多商人，参与到了官商勾结的“潮流”中间去，根本的原因也不是商人本身的问题，是因为他不这样做没有办法活下去，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算是一个生存问题。像东华说的一样，我个人认为，我们都是企业家群体中的一员，我也确实支持均豪说的话，我有一个理论，我一直认为中国的商人是最想要诚信的，除了那些做一锤子买卖的，最后子孙留下来被遗臭万年的那种人，我认识的中国企业家都是想做长久生意的，这种人一定想要诚信，因为人是趋利避害的一种动物，对于商人来说生意能够最长久地做下去？毫无疑问就是诚信，因为商人的产品能不能卖出去？房子有没有人买，我做的培训有没有人上课，决定不是来自于上面和政府领导说你要上课或者买房子，老百姓就会去买房子，这来自于老百姓本身，当老百姓知道这个企业不诚信，或者说这个企业有欺骗行为的时候，尤其是现在的微博行为，一天之后就可以宣告破产，中国的企业家本身是想追求诚信，中国的政治家不追求道德可以生存下去，而企业家不能生存，诚信就是一个利益诉求，诚信了就有利。王梓木说了以诚取信、以信取人，我们是说假话的吗，说表面说说诚信，底下欺骗客人，两向一欺骗诚信就没了，有企业家精神的人，诚信是长在他们的血液中的，这一个根基比长在个人心里更加牢固。

为什么还有商业道德滑坡的问题呢？还是我们要到外面找，一是市场不充分，二是信息不对称，三是政府监管不力，使政府参与到了商业道德败坏的过程中间，政府中间的某个个人通过这个可以获取自己的利益。在中国的经商绝对不是真正的经商，有多少政府领导自己的亲戚、朋友、孩子不参与到经商中间去的，他们的经商是真正的经商吗？一个中山市的女市长查出来资产23亿，中国有多少官员比中山市市长的岗位大，有哪个政府官员说“老子家里就没有一个人做生意的”，如果让政府领导发誓，有多少敢这样说？坦率地说中国的经济命脉不抓住在我们这样真正的商人手里，因此谈商业道德是扯淡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