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长时期与华为并称的中兴通讯（ZTE），最近六七年里，已完全活在华为的阴影之下，沦为一个配角。

但在笔者看来，ZTE至今仍然是全球电信设备市场的一个重要玩家，在深莞惠地区创新网络中起着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经历过2018年这次劫难之后，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的ZTE，也许会有新的作为。

当然，ZTE始终面对的一个问题是：伟大，还是平庸？过去20余年里，它似乎始终徘徊在二者之间。

一

ZTE的创业过程也是众所周知的，虽然不像华为的那么著名。

1984年8月，航天系统国有军工企业691厂派出当时的技术科长侯为贵（陕西西安人，1960年代初毕业于江西大学——后改名为南昌大学，毕业后到航天系统西安一所中专学校教书，文革中该校改为691厂，因此转型成为工厂技术员，直至技术科长，到深圳之前，曾被该厂派到美国学习，因此大开眼界）等人到深圳经济特区寻找合作伙伴“外引内联”求发展。经过洽谈，691厂与香港运兴电子贸易公司和航天系统长城工业深圳分公司（后并入深圳广宇工业集团公司）达成共同投资建立合资企业的意向。1985年5月成立中兴半导体有限公司，侯为贵担任公司经理。主要进行来料加工，生产电子表、电子琴、电话机等。

1986年6月，公司决定自行研制小型交换机，1987年ZX-60程控空分交换机问世；1989年11月研制出国家具有自主产权的国产化第一台数字程控交换机——ZX500，获得邮电部入网许可证。1991年底，改进型ZX500A找开国产程控交换机进入农话市场先河。1993年11月，ZXJ2000数字局用交换机获得入网许可，1993年公司（指“中兴新”）年度销售收入突破1.7亿元。至此，可以像华为那样说，ZTE活下来了。

与华为作为一个民营企业在创立初期就厘清了产权关系不同，ZTE的产权和所有制关系直到1993年才初步稳定下来。

1992年4-11月，公司股东之间对于经营问题陷入剧烈冲突。一部分技术骨干和管理者在航天系统股东的支持下，采取技术和管理人员个人集资的方式，建立一个纯民营企业：深圳市中兴维先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中兴维先”），并以之为主体投入2500门数字局面交换机的研发工作。

1993年3月，691厂、广宇与前述民科企业“中兴维先”共同投资组建深圳只兴新通讯设备有限公司（“中兴新”），两家国企持股51%。确定授权由“中兴维先”承担经营责任，此所谓“国有民营”体制确立。1996年，“中兴新”营收达6亿元。

1997年，“中兴新”进行股改，7月设立深圳市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10月6日发行6500股新股票（总股本2.6亿股），公司在深交所上市。2004年公司更名为“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准确地说，我们一般所说的ZTE应指这个公司，“中兴新”是其大股东），进行换届，董事长为侯为贵，总经理为殷一民。当年ZTE股票在香港联交所上市，成为中国“AtoH”第一股，超额认购250倍，募集资金35亿港元，成为当年香港资本市场标志性事件。

有人认为，奠定了ZTE在通信设备产业行业地位的，是CDMA和小灵通两个产品。2000年，ZTE在CDMA技术方向的重点投入获得回报，拿下了中国联通的订单，并陆续在国际市场上所斩获。到2008年，ZTE在中国CDMA市场份额为34%。而小灵通在2003年为ZTE贡献了70多亿的销售额。

2002年ZTE开始全面实施国际化战略。其背景是，当时电信行业形势极不稳定，其中小灵通不再火爆；传统的交换与接入市场逐步萎缩、价格不断下降；光通信和数据通信还不成气候；手机业务有回升的迹象，但前景不明朗；GSM国内格局已定，短期也不能有突破；3G业务前景扑朔迷离。在此背景下，ZTE于2002年确立手机、国际化、3G三大战略。

ZTE国际市场的开拓者是史立荣。他1984年20岁毕业于清华无线电系，1989年从上海交大获得通信与电子工程硕士学位后即加盟ZTE，最初任工程师，后做到“中兴新”副总经理和ZTE高级副总裁。1994年，由史立荣牵头一个三人小组，进行海外市场调研；2002年史立荣开始主管ZTE的全球市场业务，2010年可能也正是由于其出色表现，他接替殷一民担任ZTE总裁，直到应美国要求被重组。

事实上就在1996年ZTE就开始走出去。1996年ZTE提出“三大转变”：从单一产品向多产品转变，由农话向本地网拓展，由国内市场向国际市场拓展，运用在国内市场积累的技术和网络建设经验，积极探索和开拓国际市场。

1996年，ZTE获得孟加拉国交换总承包项目，开始其国际化进程；1998年拿下金额为9700万美元的巴基斯担交换总承包项目，这是中国电信设备制造商在海外获得的第一个通信“交钥匙”项目。2006年，ZTE与埃塞俄比亚电信签下价值15亿美元的合同，这是ZTE第一次为一个国家建设一张通信网络。2007年，ZTE海外收入占比达到60%，首次超过国内收入。2010年，中兴通讯海外市场实现营业收入380.66亿元，占整体营业收入的比重达54.18%。其中欧美地区收入同比增长50%，占整体营业收入的比重提升至21%。2021年1-6月，海外收入占ZTE总营收的32.25%。

ZTE显然采取了先进入亚非拉落后地区，后进入欧美市场的策略。而且在欧美市场开拓中，终端的进展要快于运营商业务的拓展。2012年，ZTE终端产品开始与美国四大主流运营商合作。ZTE通过为主流运营商提供定制手机的方式，打入了美日欧等主流市场。2017年，ZTE智能手机在美国市场的占有率为10-15%之间，居第四位。

同样是在2017年，中兴通讯先后携手意大利WindTre和OpenFiber共建欧洲第一个5G预商用网络，并与法国Orange集团共同宣布5G创新合作。此前，公司已经与Telefonica(西班牙电信)、比利时Telenet、日本软银、韩国KT等签署5G战略合作协议，在海外市场的开拓中表现活跃。

2017年，ZTE的海外市场收入占比已达公司的43%，成为全球第四大电信设备商，业务遍及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而在此期间，在电信设备这个行业领域，许多如雷贯耳的名字如富士通、北电、马可尼、摩托罗拉、阿尔卡特、朗讯、贝尔等，或退出电信设备市场，或湮没在历史长河里。

2021年，ZTE海外市场实现营业收入364.5亿元，同比增长9.1%，占总营业收入的31.8%。虽然不复占比超过60%的最高点，但至少顽强地坚守着国际市场阵地。与华为在海外市场的全面收缩形成对比。

二

2017年，ZTE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势头。但2018年，它却突然面临一个灭顶之灾。

事情的来龙去脉大致如下：

2010年6月9日，联合国安理会表决通过关于伊朗核问题的第1929号决议，决定对伊朗实行第四轮制裁。中国投了赞成票。

2012年3月，美国德克萨斯州法院最先给ZTE在美国的子公司发出传召函，指ZTE涉嫌向伊朗出口管制物品，开始针对ZTE立案调查。

收到传召函后，ZTE高层认为ZTE作为一家中国企业应该采取抵抗的态度，不需要配合美国政府的调查，同时也决定停止对伊朗出口业务。

2012年5月，ZTE在美国德克萨斯州子公司的法律顾问Ashley Kyle Yablon向FBI举报了ZTE，并且允许执法人员从他的工作电脑中复制相关档案。Ashley Kyle Yablon表示，他因为拒绝参与掩盖丑闻，被ZTE领导冻结业务活动，所以才向FBI举报，并向法院起诉ZTE。

2012年7月14日，美国联邦调查局发现，ZTE向伊朗出售违禁的美国电脑技术，事后还试图加以掩盖，以防美国商务部对其违反贸易制裁的调查。

2013年11月，ZTE前任CEO不顾法律部门的反对意见，召开高层会议，并决定重启对伊朗的转运业务。包括：授权ZTE的伊朗总部去找寻愿意与伊朗公司做生意的第三方，条件是要求第三方愿意单独直接与ZTE签合同，然后将货物转运去伊朗，同时能给ZTE一个好价钱。

2014年，ZTE一高层领导在到达美国机场、接受海关第二次检查时，美方从与该领导同行秘书的电脑中发现两份机密文件：《进出口管制风险规避方案——以YL为例》《关于全面整顿和规范公司出口管制相关业务的报告》，后来这两份文档成为ZTE认罪和解中的重磅证据。

2014年8月26日至2016年1月8日，ZTE代表在多次会议上向美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以及联邦执法机构人员保证：公司已在2012年3月停止与伊朗的业务，不再违反美国的出口管制法律。

2016年1月至3月，ZTE成立13人的“合同数据挖掘小组”，开始销毁全部与伊朗之间在2012年3月之后的业务资料，并且小组之间的邮件每晚都要删除，以免暴露。

2016年3月7日，美国商务部即将对违反伊朗制裁的公司实施出口限制后，ZTE在香港和深圳的股票交易暂停。

2016年3月8日，ZTE表示将与美国政府合作解决美国对ZTE零部件出口限制问题。

2016年4月5日，ZTE宣布改组董事会，创始人侯为贵、总裁史立荣退位。赵先明代替史立荣担任董事长兼董事会主席，这是与美国政府就违反伊朗贸易制裁达成的和解协议的一部分，ZTE股份于2016年4月7日恢复长达31天的停牌交易。

2016年6月28日，ZTE获得了美国对其出口限制第二次延期暂缓，ZTE对管理层进行了整顿，以遵守协议解决制裁违规问题。

2016年11月15日，ZTE任命马修·贝尔为首席出口合规官和法律顾问，也将同时担任ZTE美国的首席合规官和法律顾问。

2016年11月18日，ZTE表示遵守制裁决算协议的同时，又获得了美国对其出口限制的第三次延期暂缓。

2017年2月22日，ZTE14名董事会成员中9名为新任命成员。2017年2月24日，中兴第五次获得美国对其出口限制延期暂缓。

2017年3月8日，ZTE认罚，要向美国政府共支付11.92亿美元，是美国出口限制史上最大金额的罚款，如果在协议签署后7年内未违反协议内容，该笔罚款将被豁免支。除了罚金，中兴通讯还进行了内控整改，解雇了公司CEO在内的三位公司高层。

2017年3月14日，ZTE任命殷一民为新董事长，接替赵先明。

2017年7月20日，ZTE第二次发函给美商务部称，其于2016年11月30日发函告知启动的公司内部调查和整顿结束，并提供一份39人受处罚员工的名单。

2018年2月2日，美商务部致函ZTE要求提供这39人现在的职务、职称、职责范围和薪酬、奖金。发现被列入惩罚名单的39人，有4人依照和解协议被开除，剩下的35人ZTE原承诺削减他们2016年30%－50%的奖金，但除一人外，其余34人收到2016年的全额奖金。美商务部随即通知ZTE，鉴于其再次欺骗美国政府、准备激活限制令。

于是2018年4月16日，美国商务部启动了对中兴(ZTE)为期7年的出口禁令，禁止中国公司使用美国产智能手机和电信设备的关键零部件和服务。

2018年4月18日，ZTE之H股、A股停牌，并发公告称，中兴通讯已获悉禁令和全面评估影响，与各方积极沟通。

2018年4月18日，针对对ZTE的禁令，中国商务部做出回应，表示关注事态进展，采取必要措施，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

2018年4月20日，ZTE发布关于美国商务部激活拒绝令的声明，称在相关调查尚未结束之前，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执意对公司施以最严厉的制裁，对ZTE极不公平，“不能接受！”

2018年5月，ZTE公告称，受拒绝令影响，本公司主要经营活动已无法进行。

2018年6月7日，美国商务部长罗斯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政府与ZTE已经达成协议，只要后者再次缴纳10亿美元罚金，并改组董事会，即可解除相关禁令。

2018年6月19日，美国参议院以85-10的投票结果通过恢复ZTE销售禁令法案。

2018年7月2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暂时、部分解除对ZTE公司的出口禁售令。

2018年7月12日，《美国之音》消息，美国商务部表示，美国已经与中国ZTE签署协议，取消近三个月来禁止美国供应商与ZTE进行商业往来的禁令，ZTE将能够恢复运营，禁令将在ZTE向美国支付4亿保证金之后解除。

事件最终以ZTE缴纳巨额罚款并改组董事会、接受美方监管之后恢复运营而结束。到2022年3月22日，ZTE收到了美国德克萨斯北区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裁定不予撤销中兴通讯的缓刑期(即缓刑期将于原定的美国当地时间2022年3月22日届满)且不附加任何处罚，并确认监察官任期将于原定的美国当地时间2022年3月22日结束。这也意味着美国对于中兴通讯的“7年观察期”终于结束。

在此一事件打击下，ZTE2018年总营收下降到855.1亿元，2019年为907.4亿元，两年没能站上千亿的台阶。直到2020年，其营收才重新站上千亿，为1015亿元，恢复到2016年（1012亿元）的水平。

对于ZTE事件的意义，许多人解读其实有误。大部分人将之归结到ZTE没有自主知识产权，因此被美国卡了脖子。然而ZTE作为一个通信设备公司，本就应该专注于通信设备之制造，而不必做全部上游元器件，比如芯片。根据国际知名的专利统计公司IPlytics发布的一份全球5G标准专利申明调查报告显示，到2021年底，在世界5G必要标准专利申请中，华为以3134项稳居第一，而ZTE以2561项排位第三。芯片方面，ZTE早在1996年就成立了IC设计事业部，2003年正式设立中兴微电子，2015-2017年连续三年，中兴微电子在国内IC设计企业中排名第三。

说ZTE没有自主研发能力、没有掌握自主知识产权，是不公平的。

问题其实在于，走向全球市场的ZTE，在其公司的内部管理流程中，对合规性的重视是非常不足的。这才是导致ZTE吃此大亏的原因所在。

正如笔者在前面文章中所述及的，伴随着华为走向全球市场的，有两件关键工作，第一件，1998年8月，华为启动了引入IBM企业咨询服务的8个管理变革项目，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就是IPD（整合研发流程体系，1998年引入）和ISC（整合供应链流程管理体系，2000年引入）项目。整个IBM项目历时近10年，华为投入将近20亿元人民币。另一件是，2005年华为通过英国电信的全面采购认证。拿到认证书的华为顺利入围了“21世纪网络”供应商之列，并在几轮筛查之后，成功入选成为“21世纪网络”的供应商。为时两年的英国电信认证，让华为对自己的全流程进行了一次质的提升。在英国电信之后，华为又顺利通过了沃达丰、法国电信等一流运营商的认证。

而ZTE的国际化进程中，并没有做过这两项工作。其海外市场的开拓，仍然是以亚非拉市场为主，在欧美日市场的开拓，是以订制终端为主，通讯设备的开拓则以技术合作为主。但ZTE的内部管理，仍然是很明显的中国特色的管理，且有着鲜明的国企特点。因此它擅长于在非法治国家做生意，而对合规性的重视程度明显不足。

从应对美国制裁的过程就可以看出，ZTE先是采取对抗态度，这是对国际市场规则体系的明显无知。对抗无效后，表面服从，却又采取欺骗手段，以为能蒙混过关，这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信义原则也是相冲突的。而美国司法部门获得的各种重要证据，也显示出ZTE内部管理的混乱和无知。直到最后被打痛之后，老老实实地服输，赔款、重组董事会、接受监管。个人认为，这些交出的学费，是在补华为投入20亿元输入IBM流程再造、以及英国电信认证这两门课，是付出10多亿美元的培训费，被迫由美国人给自己进行了合规性培训。

如果ZTE度过此劫后，未来仍有国际市场的雄心壮志，则我认为，ZTE进行像华为那样进行全面的流程再造，在管理和公司内部治理上脱胎换骨改造自己，是必需的。如此，2018年的学费才没有白缴。

三

提起中国的通信设备产业，评论者最爱讲“巨大中华”的故事。个人认为，到现在仍讲“巨大中华”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噱头，因为巨龙和大唐从来没有崛起为国际电信设备巨头，它们很早就湮没在了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中，根本就没有任何资格与华为与ZTE相提并论。

巨龙在经历过04机的短暂辉煌（2000年中国市场份额最高达到14%）后，就已退出历史舞台；大唐TD-SCDMA方案靠邮电部电信研究院拿来西门子的TDD技术，嫁接原有的无线数字用户环路（WiLLWirelessLocalLoop）技术而形成，在相关政策扶持下——为此拖慢了中国3G通信的升级换代，从2002年（当年以电信研究院团队班底成立大唐电信公司）拖到2009年（逼迫中移动接盘支持TD-SCDMA的产业化）才发牌——才得以落地，但也只有短短4年的机会窗口（2014年4G技术已经成熟），最后的结果是中移动付出2000亿人民币的代价，且将自己的市场优势地位拱手让出（直到4G时代才缓过气来）之后，大唐电信也并没有成长为国际通信设备巨头（2021年，大唐电信年度总营收为13.11亿元人民币，亏损5095万元，且主要收入来源为安全芯片的生产销售，而非电信设备），而且这种政策偏执还导致华为进入“冬天”，被迫走向国际市场。

真正能与华为相提并论的只有ZTE。虽然2021年，ZTE运营商业务的总营收为757.1亿元人民币（119亿美元），与华为运营商业务2815亿元（442亿美元）的营收相比，仅为其1/4，但仍能跻身全球4大电信设备供应商之列。华为居第一，第二爱立信运营商业务收入为185亿美元，第三诺基亚移动通信运营商业务收入为110亿美元，另有固网和海底电缆业务收入87亿美元。

对ZTE来说，跟上、不掉队，就是胜利。要知道，从2G到3G的转换，从3G到4G的转换，从4G到5G的转换，每一次技术革命，都有几个全球响当当的电信设备公司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这三次转换，到目前为止，ZTE都没有掉队。尤其是在2018年这样的沉重打击之下，仍能站稳全球前四大电信设备商行列，殊为不易。

因为与华为同在深圳，作为同城兄弟，人们爱拿来作比较，可以理解。与华为相比，相形见拙，并不是ZTE的错，只是因为华为太优秀了。

事实上进入21世纪之后，华为就逐渐与ZTE拉开了距离。

2000年，ZTE合同销售额突破100亿元，华为总营收220亿人民币。

2005年ZTE营收超200亿元人民币，华为总营收为453亿元。

2008年，ZTE营收442.93亿元，而华为营收1252亿元，跨过千亿门槛。

2011年，ZTE营收863亿元，华为营收为2039亿，其中消费者业务收入446亿元。

2015年，ZTE营收首超千亿，为1012亿元，当年华为营收为3950亿元，其中消费者业务收入1291亿元。

2020年，中兴营收1015亿，华为达到其巅峰8914亿，其中消费者业务收入4829亿元。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从2000年到2011年，华为的总营收一直是ZTE的2-2.5倍，基本没有超过3倍，这样一种稳定的比例关系。但从2015年开始，华为迅速膨胀为ZTE的4-8倍。而这主要是由于华为终端业务的崛起，虽然2020年华为运营商业务也达到了ZTE的4倍。所以ZTE的终端业务没有能够做强做大，是其被华为拉开到4-8倍差距的第一位因素。

ZTE的终端业务为何没有做起来？这不能归因于华为太强大了。因为就在华为身边，VIVO/OPPO都能够崛起为手机产业一个全球性玩家，而小米也能够在夹缝中崛起，从华为嘴边抢到自己的一碗饭吃。深莞惠地区全球最强大的手机产业链基础，足以支撑数家终端巨头，苹果与华为、三星皆能在此基础上共存。ZTE、TCL、康佳、联想等手机没有能够做起来，都只能从自己身上找原因。

对ZTE来说，我们需要追究的是：1，与华为同处一城，究竟是ZTE的幸还是不幸？2，ZTE“与华为同行”的伴随战略，究竟是成功还是不成功？3，ZTE被华为拉开距离，其根本原因，是否就是“体制魔咒”？

华为、ZTE共存于深圳这个城市，也是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在全球电信设备行业，这是仅见的案例。前四名的通信设备巨头中，有两个总部在同一座城市。因此深圳这座城市对全球电信设备制造业的影响力，非其它城市可比。以2021年为例，二者加起来560亿美元的运营商业务收入，所形成的产业链，对地区的经济成长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也奠定了这个城市全球经济竞争力的基础。

因此，我个人认为，华为、ZTE两个优秀企业共处一城，绝对是幸运而非不幸。

虽然两家公司激烈竞争到了你死我活的地步，互相打击、互相防范到了六亲不认的地步，似乎不共戴天于整个产业之中。但事实上，不共戴天也要共戴一天，两家公司共存于地区性产业集群之中，而且也共同做大了这个产业集群。两个公司共享深莞惠地区创新网络的诸多资源，甚至共用某些供应商，这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切割的血脉联系。

而另一方面，作为可敬的竞争对手，双方互为对方的磨刀石，或者说叫“砂轮”。在与对手的拚死竞争中，自己也得到了成长。也许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之后，ZTE对华为的砂轮作用弱化了，或者说华为找到了更强大的磨刀石，而对ZTE来说，华为作为自己的磨刀石的价值一直都明确地存在着。

这就是ZTE的伴随战略。在初期，所谓伴随战略，就是，只要某一个招标合同，华为去，ZTE就一定也去，用同样的低价竞争策略来死杠华为。后来这一策略延伸到了国际市场，甚至甲方也洞悉这种关系，在招标中一定要同时拉上华为、ZTE两家，让它们互相杀价，同时有效达到压低采购价格的目的。

当然在双方的市场战略、产品战略、技术战略中，双方既互相防着对方，事实上也互相偷师对方——只不过偷师的多少而已。所以我认为，有了对方的存在，自己有了更加强的竞争力，这一点是肯定的。华为能做到全球最大电信设备商、ZTE能留在全球电信设备巨头玩家的行列中，应都有对方的功劳。

前述双方都受益于深圳地区创新网络的这个结论中，包括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深圳地区很像硅谷的“工程师文化”。即，这个城市的产业中，很多主导者都是工科生，都具有工程师思维，都以解决问题、创造更好的产品论英雄，而不是以出身门第、学历师承来论英雄。因而这个城市的科技企业，大都受益于所谓中国的“工程师红利”——就像它们上一代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中企业受益于“劳动力红利”一样：在1980-1990年代，深圳凭价格仅为日韩台几分之一甚至十几分之一的劳动力优势获得轻工制造业的根本竞争力，2000年代之后，深圳凭价格仅为美国、欧洲、日本几分之一甚至十分之一的工程师（研发人员）红利，而获得科技制造业的竞争力。

华为、ZTE、BYD、腾讯、富士康、TCL等等，都受益于深圳的工程师文化，同时也是这一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

但，我们要追问的是：同样是工程师思维、以做2B业务为主的ZTE，在转向2C业务时，显然与华为相比很不成功。为什么在华为的企业文化中，能容得下一个余承东，而在ZTE的企业文化中，余承东根本不可能产生出来？

即便是在同样是工科生思维的2B业务中，为什么华为可以蜕变为一个国际公司，而ZTE仍然是一个中国公司？

很多人将之归因于两个公司掌门人的性格差异：任正非独断专行、大开大合、敢于冒险、大赌输赢，而侯为贵则温和平稳，谨慎小心（绝不冒险），宽容待人。但这如何解释，为什么一个极端追求稳健经营的公司，却可以在伊朗市场如此反理性而行，冒大险求小利？

毕竟在2012-2016年的伊朗业务中，侯为贵还在掌舵ZTE；即便是2016年侯为贵不再担任董事长之后，相信他在幕后仍可以具有巨大的影响力，所以2018年的事端也不能用“后侯为贵时代”来解释。事实上，在2018年最为紧急时刻，侯为贵仍然老将出马，去美国斡旋，并决定全面妥协，使ZTE获得了一线生机。

我在很大程度上同意将之归因为所谓“体制魔咒”。这个“体制魔咒”包括两部分：一者，华为是民营企业，而ZTE是国有授权民营的国有控股企业；二者，ZTE是公众上市公司，华为不是。

华为在创业头几年就解决了所有制问题，还原为一个干净纯粹的民营企业，并通过员工持股制度，使华为成为一个有巨大内向凝聚力的民营科技企业。而ZTE虽然在1993-1997年间通过建立“国有授权民营”的机制，在国有与民营之间，找到了一个相对合理的平衡体制，并使之稳定运行了超过20年时间。但ZTE基因里的“国有制”，总是在相当程度上起着作用，它和侯为贵的稳健谨慎性格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侯为贵在国有体制内，必须是这种性格才能脱颖而出，也必须是这种性格才能长期领导ZTE，因为其良好的人际关系，使得自己成为一个让领导放心的人。当然也要加上，ZTE前面20年的市场成功，奠定了侯为贵的影响力基础，而“中兴新”的话语权，也是一种重要的保障。

这种“国有制基因”体现最为充分的地方，往往并不是国企的最高领导者，这一角色倘若遇上具有强烈企业家精神的人，往往能突破制度的桎梏，而获得升华。“国有制基因”体现最为充分的，是企业的中层管理者，他们最大限度地展现着国企里的处事原则：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在此基础上，搞关系比搞创新重要。而ZTE的高管阶层，所谓由侯为贵带出来的“五大少帅”，却都是在早期、尤其是“中兴新”时期，就已经脱颖而出的创新型人才。所以我认为，ZTE落后于华为，关键就落后在两点：一，高层稳健保守；二，“中层”没有创新突破的动力。

是否上市公司也会有影响。因为上市公司就必须遵守“投资商资本主义”的游戏规则。投资者需要企业有稳定的业绩，而不希望企业投资于风险过大的方向上。而华为未上市，而相当一部分骨干员工的动力来自于股份分红，他们希望公司能够持续高成长。这种动力机制是不同的。

所以，“侯为贵（稳健保守型性格）+国企底色+上市公司性质”，这一关键因素组合，是导致ZTE与华为拉开距离的主要原因。

四

我相信，一直有一个问题摆在ZTE面前：伟大，还是平庸？

它很接近于伟大，无限接近。但似乎一直差那么一点点。它是否甘于平庸？我相信，在前线冲杀的ZTE技术精英们，肯定不甘于平庸，但在民粹盛行的国人眼里，与华为相比，它似乎有点平庸。

我不知道在2018年的董事会改组之后，侯老爷子是否已彻底淡出ZTE的决策层。如是，缺少了创业元老的平衡与对冲，则必然意味着ZTE的国企本色将会更加浓重。而这将会拖着它朝着平庸的方向下坠。

另一个攸关ZTE未来的，是它与华为面临的共同大考：未来的中国，是继续坚持全球化、还是坚持“内循环”战略之中？倘若ZTE能够继续在全球市场锐意进取，则它仍有机会冲上“伟大”；倘若整个行业都退缩到“内循环”体系之中，则它最大概率是接触到“平庸”的大地表面。

经过2018年重创的ZTE，2020、2021年已经缓过气来了，它需要思考这个问题了。

当然，我觉得，在内循环与外循环晦明难分的混沌时期，ZTE首先要解决的，是个技术问题：如何选择正确的产业方向，使自己从一个千亿级的公司，上一个台阶，成为一个两千亿级的公司？如果能跨出这一步，那对ZTE的士气来说是一个巨大的刺激。

2021年深圳有17家总营收超千亿的公司，其中超过2000亿的公司有10家，超过5000亿的企业则只有平安、华为、正威、恒大、腾讯等5家。

对ZTE来说，首先是如何跨过2000亿营收这个坎。如果它最终能跃上5000亿这个台阶，那么将没有人能否认它已是一个伟大的公司。

2015年，其年度营收首次跨过千亿门槛，达到1002亿元，2016、2017连续两年维持在千亿之上，分别是1012亿和1088亿，但接下来两年又跌回千亿之下，2018年为855.1亿，2019年为907.4亿，直到2020年才又重新站上千亿，为1015亿元，2021年稳定在1145亿元。

如果没有2018年的打击，ZTE的正常表现也就是一间营收千亿级的公司。每年的增长一般不超过10%，短期内看不到其突破2000亿的希望。这跟腾讯不同。腾讯也是在2015年跨过千亿门槛，为1028.6亿元，但之后6年其营收分别为1519.4亿、2377.6亿、3126.9亿、3772.9亿、4820.6亿和5601.2亿。也就是说，在突破千亿后，腾讯每年的增长仍能达到20-40%，以至于每一两年就突破一个千亿量级。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未来产业的战略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