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文我曾述及深圳在基础研究方面的各种计划。本篇继续探讨深圳如何争取影响国家科学资源的重新布局，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对深圳意味着什么。

壹

前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在一篇文章里说，我们可能还没搞明白科学和技术的基本概念。

他指出，中国人对于科学和技术这两个概念一直有一个重大的误区，以为科学技术是一个独立于经济活动的系统。其实科学技术在英文的表述中是“科学和技术（science and technology）”，翻译成中文时变成了科学技术，简称科技。一字之差带来了理解上根本性的差异，在英文语境里科学和技术是两件不同的事情，在中文里却变成了一个东西。久而久之，科学和技术在中国普遍被当成一个独立于经济活动之外的系统。在中国，从政府、知识界到公众，普遍认为：在高等院校、体制内科研机构的从业人员才是科技工作的主体，所以才有所谓“科技与经济两张皮”的说法，这种表述一直是官方文件的重要判断，并且成为多年来政府制定科技战略、政策的重要依据。

但从世界科学和技术发展的历史来看，科学和技术一直是两件不同的事情，遵循不同的发展规律。科学的功能是发现，解决的是认识世界的问题；技术的任务是创新，解决的是改造世界的问题。所以，技术一直存在于经济活动中成为解决问题的一种能动性的手段和工具，技术创新的概念从一开始就是经济学理论的一部份。也就是说，技术创新指的是一种经济活动而不是科研活动。中国提科技创新，是基于把科学技术当成独立于经济活动之外的系统，并且把科学和技术看成同一件事情，在这个概念里，创新更多指向体制内大学、科研机构的工作，而且把科研活动当成更高级的创新。这是对科学和技术概念的一个严重误解。

我觉得周路明氏这个概念辨析非常重要。这确实是我国大部分政策制订者和研究者的认识误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应该设一个“科学办公室”，宏观上规划科学研究政策方向；而将具体操作交给中国科学院，教育部（大学）也承担一部分功能；而将技术创新的政府侧管理则应还给工业和信息化部。

将技术创新回归到经济活动非常重要。因为深圳过去30多年的科技创新，就最典型地体现出一个“经济活动”的特点，而不是中国过去的“科技系统”的独立活动的特点。因此当深圳现在大张旗鼓地推动政府出资的科学活动时，就必须给出一个解释：深圳为什么需要这些科学活动？它和科技创新这种经济活动的关系是什么？

周路明氏认为，政学界常说的““基础研究—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成果转化”成为中国科技发展路径模式的标准设计”就是国人认知误区的主要体现之一种。一方面它将科学发现和技术创新架构于一个所谓“科技系统”之内，另一方面它表明“科学高于技术、技术来源于科学”这一认知误区。

我对周氏之纠正认知误区完全认同，但对他完全否定上述链条，有一点质疑。虽然如其所言，科学之产生晚于技术，实际上是17世纪工业革命的技术创新推动了科学发现和科学革命，但不能否认的是，在工业革命系列技术创新之前，已经有一些科学发现的突破。科学发现与技术创新，二者实为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是相辅相生的过程。即便是工业革命和科学革命之后，断然否认最近两三次的工业革命都源于科学发现的突破，从而带动了技术创新，确实存在着上述链条，这种否定也是不准确的。

周氏认为，我们过去在成果转化环节使劲可能是弄错了穴位，问题的症结不在知识系统与经济系统的结合部，所谓科技经济两张皮的说法只是触及事情的表面，根本的原因在于这两个板块的底层逻辑出了问题，它们没有形成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决定知识系统行为方式的核心理念和经济系统处于南辕北辙的精神分裂状态，不在底层逻辑上解决这个问题，在接口上使再大劲也于事无补。

周氏得出这个结论，是基于认为美国人的创新体系里是存在一个“操作系统”（核心价值观）的，这个操作系统包含两个有机统一的元素：认识世界的冲动与改造世界的意识，其知识系统和经济系统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了高度的一致性，并且通过成果转化形成的财富效应获得持续的正向激励，保证创新体系的高效运行。

从哲学角度来说，这个结论也是没有问题的。任正非先生说，欧美解决了哲学问题，而中国还没有解决哲学问题。这也是实际的。我们的科学系统和经济系统都缺少核心的价值观，而沦为无论是宏观上还是微观上皆无道德的功利主义者。

但周氏将哲学上的批判落脚为中国科学系统的工作人员的行为模式批判，我却是认为有问题的。

因为周氏认为，对（中国）教授和研究人员行为方式产生直接影响的是两个东西：一是发表论文，二是获取来自政府的科研经费，而前者是后者的基础。所以在很长时间，论文成为科研教育部门最重要的管理标准。“这种论文导向的科研模式注定我们的成果既不能顶天也不能立地。因为脱离经济社会实践，很难提出高水平的科学问题（当今重大的科学问题大多还是从丰富的经济社会实践中凝练而来），更不会在科研阶段就关注解决问题的方法和路径。中国科研更多的是在回答外国人定义的科学问题，即便我们得以在国际顶级刊物上发表文章，也不意味着我们掌握了解决重大实践问题的路径和方法。所以，中国科研部门很难产生源头创新的成果，我们的科技成果市场尽管成果数量巨大，但很多时候是一个无利可图的市场。”

科学系统某种意义上是公共性的，因此这个系统的研究人员的成果必然是发论文。虽然诚然某些大学（或者说是近年不少大学的一种风气）更鼓励教授和研究人员与产业相结合，但本质上这些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已经进入了经济系统，或者说脚跨科学系统和经济系统。但并不能倒推回来，所有的大学教授和研究人员都必须脚跨科学系统和经济系统（技术创新）。大学的核心功能是知识创新和知识传承，而不是技术创新，技术创新更多是产业和企业的事情。其实周氏自己也同意这一点。

所以问题的关键是，即便科学系统和经济系统有共同的底层逻辑，仍然需要一个中介将两个系统联结起来。这其实也就是周氏所说的，“名校和科研机构周围出现大量的研发公司、专利机构、律所”，等等。在创新理论中，这个中介系统与它所联结起来的两个系统共同构成“创新市场”。王京生在《创新市场论》中说，“创新市场是配置科技创新资源要素交易的场域或空间。从本质上说，创新市场是科技创新资源供求双方相互作用并得以决定其交易价格和数量的资源配置方式或制度安排，是被政府和经济、社会力量尤其是经济力量所推动和建构的结果。”

所以我认为，某种意义上，可以确定地视科学系统和经济系统（技术创新）就是两张皮，无法成为一张皮，因为双方具有异质的运行逻辑，需要由创新市场在二者之间进行媾和。也可以说，我并不坚定地认为，科学系统和经济系统一定要有共同的底层逻辑，倘若创新市场有效率，那么与一个科学系统并不兼容的经济系统，同样可以推动技术创新。比如中国的经济系统与美欧日的科学系统并不具有共同的价值观，但一个运行良好的创新市场，仍可以将美欧日的科学发现，变成中国的技术创新产品，比如华为5G技术方案的产生过程。

所以关键问题是，要有一个以法治为基础的创新市场存在。

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思考一下，过去70年，以及过去40年里，我们——从国家的层面，到深圳地区层面——的科学系统和我们的经济系统的状况，以及联结二者的创新市场从缺失到在局部地区建立的过程。以及，我们可以探讨一下，深圳地区建立本地的科学系统的必要性。

贰

抛开1949年之前的情形不谈——那时已建立初步的科学系统和经济系统，1949之后其实是在接收了这些遗产（1948年产生的第一届中研院81名院士中，有60人留在大陆）的基础上的。但今人研及1949年以来的国家科学系统之演变，往往不再提及这一前传。

对于1949之后科技体制（仍然是将科学与技术绑在一起的视角）演化的研究颇多。我这里随便选取一种。

中国科学院政策与管理研究所方新在《中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提出：

1980年代以前，中国的科技体制如同其经济体制一样，实行计划体制。它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科技体制建立在公有制的基础上，R＆D机构多为国有。政府是R＆D活动的主要支持者。

第二，政府直接组织科技规划、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并直接管理科研机构，其人力、经费、物资等完全由政府按计划统一调配，科技成果只是产品而非商品。

第三，中央政府是这一体制的中心，但是虽经多次集权分权再集权的变化，却从未达到前苏联那样的集中程度，部门、地方在体制中有重要作用。

第四，这一体制建立的基点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自主发展科技事业，因此它是一个横跨几乎所有科技领域、纵贯从基础研究直到扩散、普及等科技活动全过程的复杂庞大的体系。

最后，这一体制是在不稳定甚至是对抗模式中发展的，即或是注重结构、秩序、专业化管理但却强化了体制的层次化和组织的僵化？或是强调同经济或生产的结合却严重忽视了专业化的训练和管理，并导致一些不利于学术研究的气氛产生。如何使二者统一是长期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在国际封锁、国内资源极度稀缺的条件下？这一体制能够将有限的资源向战略目标领域动员与集中？在短短的十几年间，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组织体系和基础设施，培养了大批科技人才取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从整体上缩小了我国科学技术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但其弊病也十分明显。

首先，它是一个自封闭的垂直结构体系，科研单位对上级领导部门负责而缺少与社会及独立生产单位之间的横向联系。在科研与生产之间、生产与最终用户之间都缺乏直接联系。

第三，国家用行政手段直接管理过多，不利于调动科研机构的积极性与主动性。

最后，由于不少科研机构也自成体系、自我封闭，使得人员结构和知识结构僵化，抑制了科技人员的积极性与创造性，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曹原等人则将1949年以来的科技体制演化划分为六个阶段：

1高度集中、全面规划的科技体制(1949—1978年)。其对这一阶段的判断基本类似于前述王新的论述。

2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科技体系恢复和重建(1978—1985年)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重申了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以及“四个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现代化”的战略思想，中国迎来了“科学的春天”。1978—1985年，科技工作秩序逐步恢复，国家科技体制改革虽进行了初期探索，但整体演进模式是对计划经济制度下科技体系的恢复与重建。

3面向依靠方针，科技体制启动改革(1985—1995年)。

1985年3月13日，《关于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工作必须面向经济建设”的科技方针，科技工作重心从国防安全导向转向服务经济导向。中国科技体制改革正式全面启动。这一阶段科技体制主要策略是引进市场和竞争机制，根本目的在于激活科技人员的创新活力，促进科学技术成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着力解决科技与经“两张皮”的问题。相关改革政策供给端的改革主要集中在拨款制度、技术市场、组织结构及人事制度等方面。

4科教兴国，探索国家创新系统建设(1995—2006年)。

1994年国家科委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制定《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明确提出“稳住一头，放开一片”的方针，即稳定支持基础性研究，开展高技术研究和事关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国防事业长远发展的重大研究开发；放开各类直接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研究开发机构，开展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活动，使之以市场为导向运行。科技政策视野开始关注国家创新系统建设。

5启动自主创新战略，探索构建国家创新体系(2006—2012年)。

2006年颁布了《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确定了今后15年科技工作的方针是“自主创新，重点跨越，支撑发展，引领未来”，提出了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总体目标，并提出了国家创新体系建设的五大重点。

6全面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高效能中国特色国家创新体系(2012年至今)。

我特别关注到，因为1978年之前国家科学资源的空间布局，具有以下特点：

其一，首都集中了最重要、最大规模的科学资源。

其二，沿袭了1949年之前形成的空间分布特点，之前高等教育发达的城市，在1949之后仍然维持了相当优势，如上海、南京、天津、东北等地区仍然是中国重要的地区科学中心。虽然1952年大学院系调整一定程度上打乱了原来的格局，但也只是向部分中西部地区作了倾斜。院系调整更主要是抄袭了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

其三，三线建设更进一步将经济系统的重心迁往内陆地区，一定程度上牵引技术资源的空间变化，但对科学资源的分配影响不大。

其四，科学系统与经济系统的分离并不明显。因当时中国经济系统的重心也是在东北、沪宁地区、首都及天津、武汉、重庆等大城市。

1978-2018这30年，我们可以看到，除了前述第一条没有太大变化之外，另外三条都有了大规模的调整。东北及华北在全国经济系统中的地位下降，内陆地区除了个别中心城市群之外，相对地位同样下降，国家的经济资源大规模集中在沿海地区（如果你把京津唐城市群也视作沿海地区的话）。然而国家科学资源的布局并未随之调整，于是遂导致了科学系统与经济系统一定程度上在空间上的错配。

这种错配一定是广东地区感受更为强烈一些。因为长三角地区并不存在这种经济系统与科学系统的落差。改开之后广东的崛起，是中国经济系统在空间上的最大变局。进入21世纪之后的20年里，广东的经济规模一直占据全国的10-12%之间，更贡献了四大一线城市中的两个。但国家的科学资源过去40年里并没有向广东地区作任何倾斜，亦未向华南地区提供多少支持。

在为数不多的投向华南的科学资源中，更主要集中在广州。这包括中国科学院广州分院（包含南海海洋、能源、电子、化学、地球化学、亚热带生态、深海科学工程等7个研究所），以及分布在中山大学、华南理工大学等少数大学的一些研究所、重点实验室和实验设备仪器。2020年的数据，中国已建成的38个大科学装置中，广东只有2个；目前全国运行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共有254个，其中广东只有11个，而北京有79个，上海有32个，江苏省有20个，湖北和陕西省分别有18个和13个。如果加上正在建设的，北京有116家，上海有44家，广州有20家，深圳仅有6家。

而过去20年间崛起为中国第三大经济中心城市的深圳（2000年由全国第6跃居全国第4，2017年再向上升一位，居全国第3），在2019年之前，国家的科学资源配置约等于零。然而与此同时，深圳却又是全国科技创新产业的中心之一。这从另一方面反证，技术创新从属于经济系统，而深圳的技术创新主要是由市场需求激发的企业技术创新。

因此我们需要辩证的事情就演变为：1，不存在科学系统的情况下，经济系统的技术创新仍然可以顺利地发生，因此，地区创新网络是否可以不需要科学系统。2，深圳在过去10多年里表现出了想要建立在地的科学系统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是正常的经济理性和科学理性吗？还是仅仅是虚荣心驱使？3，在广州和香港地区已存在科学系统的情况下，深圳地区是否还有必要建立自己的科学系统？科学系统的强辐射力能覆盖到多大的范围之内？

叁

深圳开始有意识地建立科学系统，始于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的设立，真正的突破则是在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后。

虽然在此之前，由于时任深圳市长许勤的努力，深圳已开始争取国家科学资源的配置，并有零星的收获，这主要有两项。一项是深圳超算中心，另一项是国家基因库。

在2009年11月的第十一届高交会上，我国首个超千万亿次级超级计算中心建设正式落户深圳并开工建设，该项目总投资达８亿元，是国家超级计算中心在深圳布局建设的第一个，也是单个投资额最大的重大科技基础项目。但是在这8亿元投资中，国家投资仅有２亿元，深圳市政府配套投资约６亿元。

媒体报道指，我国超级计算资源主要集中在长江沿岸及以北地区，华南作为我国经济发达的区域之一，经济总量占全国的１／６，在产业、科研和公共服务方面对高性能计算需求巨大。据２００８年调研结果表明，华南地区对高性能计算需求总量峰值达１６００万亿次以上，其中深圳有超过８００万亿次的计算需求，此外我国港澳台地区以及东南亚地区加起来也有３００万亿次以上的计算需求。然而，华南地区高性能计算基础设施非常薄弱，广东省现有超算能力不足百万亿次，并且计算资源分散，大多数是各自搭建的机群或工作站，资源无法共享，基于大型计算的科学与工程还处于低水平状态，难以提升华南地区的产业创新能力。

另，2011年国家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卫健委（原卫生部）四部委批复依托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原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建设深圳国家基因库（亦称国家基因库，英文名称：ChinaNationalGeneBank，CNGB），于2016年建成使用。随着“政府所有、委托运营、独立运作”的运行机制调整，目前由深圳国家高技术产业创新中心统筹指导，过渡期委托深圳华大生命科学研究院开展深圳国家基因库运营工作。它是我国首个国家级综合性基因库，也是世界领先的综合性生物遗传资源基因库。

在此之后，深圳陆续加大对国家战略科技资源的引进和投入。一方面加大对研究型大学的投入，鼓励其做基础研究，一个典型的例子是2020年2月，南科大应用数学中心获国家科技部批为全国十三个国家应用数学中心之一。另一方面则加强了与中国科学院的合作，特别是建立了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

从表面上看，与中科院合作建立先进技术研究院，似乎是与清华、北大、哈工大合作设立3个研究院（深圳清华大学研究院、深港产学研基地、国际技术创新研究院）合作模式的延续，但事实上，中科院先进院更多是中科院主动进行布局的结果。这也是前述三个机构最终并不能成为真正的科学机构，而先进院却成为了的主要原因。中科院是全国性的科学系统，而三所大学则更侧重于教育机构，且更容易受到地理空间限制。比如清华、北大对于跨地区创办分校持高度谨慎的态度。

1998年，国务院批准中科院实施“知识创新工程”，2010年，国务院批准中科院继续实施此一工程。新建一批新型研究机构，是中科院此一工程的重要尝试之一。在知识创新工程试点一期、二期，中科院院属法人研究机构由１９９７年的１２３个减到２００５年底的９１个，在缩减的同时又新办法人研究机构，意在探索科技体制改革。

2006年9月，光明日报报道了，中国科学院院长路甬祥将与有关省、市签署协议，共建烟台海岸带可持续发展研究所、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苏州纳米技术与纳米仿生研究所、厦门城市环境研究所、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等5个新研究所。按科技日报的说法，高度强调区域分布、大力加强与地方政府合作成为此次科技布局重大调整的一大亮点。“加强与沿海省市的合作，是还清历史上的‘旧账’。”路甬祥说，“科研能力的建设必须与经济社会发展相互协调、相互支撑；一个国家的科技创新体系，尤其要考虑区域的布局结构。”

媒体指中科院院长路甬祥认为，目前在科学研究与技术创新方面提出需求最为紧迫的，首先是与人口健康、资源环境等有关可持续发展领域，其次是纳米、信息、生物技术等战略高技术前沿，以及国家安全领域。这5个新研究所的建立“是更好地衔接中科院创新能力建设与国家创新体系、区域创新体系建设的客观需要”。

从这个大背景来看待中科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于2006年2月的成立就较为清晰了。

2006年2月，中国科学院、深圳市政府及香港中文大学友好协商，在深圳市共同建立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实行理事会管理，探索体制机制创新，其愿景则为“建设一流的工业研究院”。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副所长樊建平博士出任院长。当年9月，先进院大楼在深圳西丽大学城奠基，中科院院长路甬祥、副院长施尔畏、香港中文大学校长刘遵义、深圳市领导为研究院奠基。

深圳先进院官网指，经过15年的建设，先进院目前已构建了以科研为主的集科研、教育、产业、资本为一体的微型协同创新生态系统，由9个研究平台（集成所、医工所、数字所、医药所、脑所、合成所、材料所、南沙所、碳中和所）、国科大深圳先进技术学院、多个特色产业育成基地、多支产业发展基金、多个具有独立法人资质的新型专业科研机构（深圳创新设计研究院、天津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武汉中科先进技术研究院等）等组成。目前先进院共有员工2000余人，博士员工占比超过55%，具有海外留学背景员工超过800人。

在2006年第一次三方协议中，深圳市划拨西丽大学城紧挨深大丽湖校区5.1万平米土地，但投资金额不详。在2010年签署的第二次三方协议中，规定了深圳政府出资10亿元继续建设深圳先进院。据此我们是否合理推测第一期协议中深圳政府出资金额应在10亿元以上。

除了前述基本投资，深圳先进院的经费来源，主要有：1，地方政府财政拨款；2，争取各级政府科研项目资助；3，与产业、资本界进行项目合作。

以2021年为例，先进院的预算本年收入为10.99亿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为3.03亿元，事业收入7.57亿元。加上年初结转和结余6.48亿元和使用非财政拨款结余0.84亿元。合计约18.32亿元。

笔者在网上能查到的，当年先进院获得深圳财政“院级经费地方配套资金”5972万元，包括实验室建设600万元、专用设备购置1100万元、补充人员经费4072.7万元、科研业务费200万元。此外，深圳市科创委公布的2021年度基础研究重点项目资助通告中，先进院获得了4250万元的资助。

2021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公布了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中受理期项目评审结果，深圳先进院共有145项项目获得资助，其中，国家优秀青年基金项目6项、重点项目2项、面上项目47项、青年项目88项、国际合作项目2项；获批直接经费合计6222万元。

此外还有专项建设投资。如2020年8月，深圳先进院牵头建设的脑解析与脑模拟、合成生物研究两大市级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总概算获得深圳市发改委批复，总投资超过16亿元，由深圳市政府全额投资建设。

先进院还和深圳各区合作共建一些研究平台，从区级财政获得一些收入。

从上述一些零散的资料可以看出，中科院深圳先进院虽然看上去是国家科学资源空间配置的战略调整之一部分，但中央政府并未给予任何财政拨款或科研力量支持，中科院仅给出品牌和科技政策支持，地方政府出地建楼，运营资金前期以深圳财政出资为主，逐渐提高从外部获取科研经费的能力，科研人才则主要从海内外新招聘为主。对人才的吸引力，则可能中科院品牌与地方财力皆起了作用。

从中科院知识创新工程对五个创新研究机构的期许，和中科院深圳先进院的“工业研究院”定位，则可知先进院并非定义为纯粹的科学平台，而是技术创新平台，属于科学平台与工业系统对接的衔接部分，本身承担了“创新市场”的运行功能。

不过先进院仍须突显其科学研究功能，作为自己的立身之基。其官网介绍说：截止2020年底，深圳先进院累计发表专业论文11638篇，仅2020年新增1612篇，其中Nature、Science、Cell系列文章31篇，正刊5篇，自然指数——“加权分值计数法”为31.11，位居中国科学院内第17；ESI前1%学科5个，中科院内部排名第5位。

先进院可能更原意强调自己获得的专利情况。根据其官网，截止2020年底，累计申请专利10491件，授权专利4255件。2020年申请专利1723件，授权660件，位列中科院前两位。PCT专利567件，申请量全国高校及科研院所第一。2019年先进院首次实现无形资产投资与股权变现5.53亿元。

另外就是科研项目情况，截止到2020年，累计承担科研项目经费超百亿元，其中2020年新增纵向项目825项，科研项目经费（不含人才项目经费）13.3亿元。其中2020年度获批国家自然基金166项，总经费超1.1亿元；牵头获批12项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总经费超亿元。

樊建平曾在一次接受采访中谈到，他们在做产学研结合的实践中，痛感研究所平台在利用人才和培养人才方面的不足，因而希望在体系中加进来教育功能，因而于2018年中向中科院和深圳市政府提出创办一所小而精的研究型大学的建议，推动科教融合。该建议迅速为二者接受，2018年11月16日，深圳市人民政府与中国科学院在深签署《合作共建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协议书》，依托深圳先进院及中科院在粤科研力量建设中国科学院深圳理工大学。

2019年10月，广东省同意将深圳理工大学列入省高校设置“十三五规划”。2020年11月，该校正式在光明区开始建设其校园。校园选址在光明区公常路，与中山大学深圳校区一路之隔，占地面积810亩，规划建筑面积56万平米。

中科院深理工将围绕“新型基础设施建设”七大领域，大力践行新工科、新医科的发展理念，针对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高端紧缺人才的需求，首批将重点建设生物科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生物医学工程、材料科学与工程、药学等五个专业，预计到2025年，形成涵盖理、工、医、管等门类的学科体系。中科院深理工计划经过5至10年发展，在读学生规模达8000至10000人；开展本科和研究生教育，在读本硕博学生比例为2：2：1。

由于涉及到教育部与中科院两个正部级单位的博弈，使得深圳理工大学去筹的进度十分缓慢。虽然深理工已建立起一支几百人的教师队伍，其中包括校筹建办副主任（可能会担任副校长）、校学术委员会主任的赵伟教授（原澳门大学校长），以及生命健康学院院长王玉田教授（原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加拿大皇家科学院院士）、药学院院长陈有海教授（原美国宾大医学院终身教授）、计算机科学与控制工程学院院长潘毅教授（原佐治理州立大学杰出教授），并已于2020年开始小规模招生，并与中科大合作委培研究生教育，但原计划2022年上半年去筹的目标并未实现。唯一的进展是中科院妥协，去掉校名中的“中科院”三个字，定名为“深圳理工大学”。2022年的招生季已过，现在最为乐观的预测是2023年上半年获批去筹。

未来深圳理工大学与深圳先进院的关系将是一个创新的看点。先进院过去20多年的工作是与产业界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可以说其科研是为产业技术创新而进行的科研。尽管未来先进院可能变成既属于中科院的直属机构，但又同时从业务上由深圳理工大学领导，可能有相当比例（会有一个选择机制）的科学家同时担任深理工的教师，这种血浓于水的关系，甚有可能使得未来的深理工成为中国最像斯坦福的大学。

先进院和深理工的这种基因，将会拖拽着未来的深圳科学系统更加不像一个纯粹的科学系统，而更加从属于经济系统，也就是以技术创新为目标，更加面向产业。

现任进院院长、深理工筹建办主任樊建平（虽然他未来或许并不能担任深理工创校校长）表示，光明科学城建设是以大科学装置、研究型机构、大学和产业区交错发展的一个创新区。其他的一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基本上产业在里面的位置不太重要，这些地方的科研重大装置和产业脱节的情况比较多。

深理工加入光明科学城，先进院的两个脑科学研究院以及合成生物研究中心（即前述总投资16亿的两个平台）放在了光明科学城。按照樊建平的说示，在光明科学城的脑科学和合成生物加在一起的科研面积有20万平米，从事脑科学研究的有700多人，合成生物方面有1000人左右。而在设备仪器方面，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脑科学、生命科学中，这里都是最全面的。，目前光明科学城还在建设p3实验室（生物安全防护三级实验室），面积是1万平方米，算是面积很大了。樊建平认为，“脑科学研究院以及合成生物研究中心两个设施和p3实验室加在一起，会构成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发展生命科学最重要的一个利器。”

肆

获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政治背景，是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要求。

2019年2月中旬，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印发了《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对于比较关心国家科技战略的人来说，《纲要》有一个最突出的亮点或干货，那就是其第四章的标题直接就是"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由于《纲要》是以中共中央、国务院的名义下发，可以视作中央政府直接批准了粤港澳大湾区为中国大陆规划建设的第三个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之前2016年5月出台《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只给了北京和上海两个城市建设"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的目标。

其实，将粤港澳大湾区打造成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早在2017年就由最高领导人于"七一"视察香港时提出。之后在2018年1月，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提到"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与北京、上海相比，粤港澳大湾区弱在基础研究，而强在产业链和地区创新网络。这也是为什么在《纲要》中，特别强调"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建立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技术创新体系，支持粤港澳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共建高水平的协同创新平台，推动科技成果转化。"因为这正是粤港澳大湾区的优势所在。

虽然没有在《纲要》中直接提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概念，但《纲要》提出："支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重要科研机构和重大创新平台在大湾区布局建设。向港澳有序开放国家在广东建设布局的重大科研基础设施和大型科研仪器。支持粤港澳有关机构积极参与国家科技计划（专项、基金等）。加强应用基础研究，拓展实施国家重大科技项目。""加快推进大湾区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交叉研究平台和前沿学科建设，着力提升基础研究水平。"有业内人士解读这些表述暗示了国家有意在粤港澳大湾区内规划建设中国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所谓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中国重建科学系统的其中一项标志性工程。

目前学术界对"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还没有一个较为统一的定义。但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并非新生事物，美国的橡树岭、英国的卢瑟福.阿普尔顿等国家实验室都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大科学研究中心，它们都是在一定的区域内高度集聚基础研究平台，主要从事基础和应用研究，并开展跨领域的多学科交叉研究，攻克人类面临的最严峻的科学难题，为人类文明的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我国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借鉴国外的国家实验室发展模式，并进行中国化的产物，核心目的是弥补我国的基础研究部门分散、未能发挥创新引领作用等问题。但在功能上更强调其综合性和经济效能，包括"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成果转化--小试中试--产业化"的完整创新链，规模往往是国外大科学中心的数十倍。

按照有关说法，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有助于汇聚世界一流的科学家，弥补在原始创新能力上的短板，解决一批"卡脖子"的重大科学难题和前沿科技瓶颈，提升我国在交叉前沿领域的源头创新能力和科技综合实力；代表国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全球科技竞争与合作，提升我国在国际科技竞争中的话语权和主导权。

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重要推手是中国科学院。2014年，中科院制定了《"率先行动"计划》，作为统揽全院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改革、创新、发展的行动纲领。为此，中科院将对现有科研机构进行较大力度的系统调整和精简优化。2020年前，按照创新研究院、卓越创新中心、大科学研究中心、特色研究所等4种类型，稳步推进分类改革；到2030年，形成相对成熟定型、动态调整优化的中国特色现代科研院所治理体系。同时，中科院将调整优化科研布局，进一步把重点科研力量集中到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技前沿，聚焦战略必争领域、基础科学和交叉前沿、国防科技创新、战略性新兴产业、民生科技与可持续发展等5大板块。

正是在这个"计划"中，中科院提出了，"将依托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一批具有国际一流水平、面向国内外开放的大科学研究中心。计划到2020年前，建设5至10个大科学研究中心；2030年前建成15个左右大科学研究中心，并将依托大科学装置集群，建成若干国家科学中心"。

前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分别是上海张江、合肥、北京怀柔。按有关报告，三者各有特点：

北京怀柔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由北京市和中国科学院共建，2017年6月获批。重点开展地球系统、物质科学、生命科学、空间科学、信息智能六大前沿领域基础研究，已布局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综合极端条件实验装置、“子午工程”二期等一批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大科学装置；围绕大科学装置集群，以国家实验室标准大力建设物质科学实验室和空间科学实验室，并在生命科学、大气环境科学、地球科学等领域组建一批高水的新型科研机构；布局建设脑认知功能图谱与类脑智能交叉研究平台、京津冀大气环境与物理化学前沿交叉研究平台等一批协同创新交叉研究平台。

上海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由上海市主导、中国科学院和部属重点高校主要参与建设，2016年2月获批。重点围绕纳米科技、能源科技、光子科学与技术、生命科学、类脑智能、计算科学等六大研究方向，建立了上海光源、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用户装置、量子通信等一批大科学装置，在前沿交叉领域实施了类脑智能科技行动计划、能源领域科技行动计划、纳米科技行动计划等一批大科学行动计划，加快张江实验室、李政道研究所、国际人类表型组创新中心等高端创新平台的建设步伐，推动上海科技大学、复旦大学、中国科学院在张江进行布局。

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是由安徽省政府牵头，与中国科学院共建，2017年1月获批。重点围绕信息科学、材料科学、能源科学、生命科学和环境科学等前沿领域，开展学科交叉和产业技术变革研究。合肥主要采用“四个圈层”建设路径统筹推进科学中心建设，在核心层，加强核心力量，建设量子信息科学国家实验室，提升中国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置（EAST）等已有大科学装置的性能，加快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CFETR）、合肥先进光源（HALS）等大科学装置建设；在中间层，依托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院所，建立天地一体化信息网络合肥中心、地球和空间科学前沿研究中心等前沿交叉研究平台和共性技术研发平台；在外围层，以促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先进技术研究院、中国科学院合肥技术创新工程院等为依托，全力突破一批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在联动层，组织实施一批省重大科技专项和研发计划，启动量子通信与计算机研究等重大科研项目。

在上海、合肥、北京三个城市获批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之后，迄今为止，已有不少于20个城市（包括南京、武汉、成都、西安、重庆、天津等）加入了抢帽子游戏中来，但截止到现在，获批的只有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2018年1月底，国务院正式印发《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科学研究的若干意见》国发〔2018〕4号文，提出：到2020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在若干重要领域跻身世界先进行列，在科学前沿重要方向取得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解决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前瞻性重大科学问题；到2035年，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整体水平和国际影响力大幅跃升，在更多重要领域引领全球发展，产出一批对世界科技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有重要影响的原创性科学成果；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主要科学中心和创新高地，涌现出一批重大原创性科学成果和国际顶尖水平的科学大师。

该文件作出以下总署：加强基础前沿科学研究，围绕宇宙演化、物质结构、生命起源、脑与认知等开展探索，加强对量子科学、脑科学、合成生物学、空间科学、深海科学等重大科学问题的超前部署。加强应用基础研究，围绕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安全的重大需求，突出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技术、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创新，在农业、材料、能源、网络信息、制造与工程等领域和行业集中力量攻克一批重大科学问题。围绕改善民生和促进可持续发展的迫切需求，进一步加强资源环境、人口健康、新型城镇化、公共安全等领域基础科学研究。聚焦未来可能产生变革性技术的基础科学领域，强化重大原创性研究和前沿交叉研究。

在区域布局上，则提出“支持北京、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推动粤港澳大湾区打造国际科技创新中心”。

2018年3月，在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全国人大代表、深圳光启高等理工研究院院长刘若鹏领衔来自深圳的全国人大代表共同联名提交建议，呼吁在深圳建立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2018年11月18日，中国科学院与广东省政府签署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合作协议，根据协议，院省双方将在共同争取建设珠三角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共建世界一流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集群、共建高水平科研机构、共建成果转移转化服务平台、共建广深科教融合园区、共同推动重大科研任务和成果落地转化等方面深入开展合作，共同推进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

之后不久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2019年1月18日接受新华社采访时就曾说，"中科院、广东省将共同争取建设珠三角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

考虑到虽然上海合肥北京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均系由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共同批复，但三者的主要操盘手或依托对象都是中国科学院，因此中科院与广东省的院省合作内容包含有共建"珠三角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明确信息，足以表明此事已板上钉钉，而且显然国家已确定这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定语是"珠三角"，而不是广州或深圳某个城市。

更明确的信息由广东省发改委披露出来。2019年5月21日，深圳召开深圳市政府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专门邀请广东省发改委主任、省大湾区办主任葛长伟来深做《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专题辅导报告。根据媒体报道，在这次的辅导报告中，葛长伟透露现在国家已经基本同意在粤港澳大湾区以国际科创中心为依托，布局一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重点就是要加强基础研究。

在当天的学习会议上，葛长伟还透露，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将会集聚国内重要资源，目前惠州正加快大科学装置建设，深圳正推进光明科学城建设，和东莞的中子科学城相互呼应。葛长伟还说，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创建，深圳积极性非常高，争取今年把方案定下来，下一步重点是推进光明科学城和东莞中子科学城建设。葛长伟的披露的信息表明，深圳、东莞都有份参与"珠三角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但他没有提到广州如何参与进来。

2019年初召开的中共深圳市委六届十一次全会提出，深圳将实施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共建行动，携手建设广深港澳科创走廊；加大教育、医疗、文化等领域的合作。与光明科学城、西丽湖国际科教城等一体，争创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增强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中的核心引擎功能。

2019年8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持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的意见》中首次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在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个文件的位阶与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同样居于国内政治文件的最高位，某种意义上是在《纲要》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深圳“中特社先行示范区”的角色。不过这个文件强调“以深圳为主阵地”的同时，留有活口，意味着这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不仅限于深圳。

2019年底，广东省上报国家发改委的《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方案（送审稿）》明确了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片区是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的主体。这表明广东省希望将松山湖科学城纳入到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范畴之内，但显然并未主动将广州市纳入。

但2020年初，科技部、发展改革委等国家五部委联合印发《加强"从0到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北京怀柔、上海张江、合肥、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应加大基础研究投入力度，加强基础研究能力建设。”以非正式的形式明确了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地位，同时也表明发改委等五部委暂未接受广东省将松山湖纳入的申请。

2020年7月27日，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获批。据说不同于其他单一城市的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大湾区以深圳为主阵地、结合多地优势及资源协同共建。迄今为止在网上查不到这个“获批”的正式文件。按照前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惯例，应该由国家发改委和科技部联合发文批复，为何秘而不宣？

2020年10月，广东省政府印发《广东省科技创新“十四五”规划》，提出以深圳为主阵地，以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南沙科学城等为主要承载区打造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这是广东省政府的文件首次将广州南沙科学城纳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范畴内。但这个文件应该只是广东省科技厅对未来的规划，虽然由广东省政府印发，但并不能因此推论说，广东省政府支持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包括南沙科学城。

因为我们可以看到，2020年11月22日，在广东省政府见证下，中国科学院与深圳、东莞签署《中国科学院深圳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合作协议》、《中国科学院东莞市人民政府共同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松山湖科学城）合作协议》。根据协议，省院双方充分发挥全面战略合作优势，以深圳光明科学城、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深圳园区、东莞松山湖科学城为载体，着力加强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高水平创新平台建设，推动全链条成果转移转化和人才集聚高地建设，服务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共同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

迄今为止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中央政府及其部门的文件明确将广州南沙科学城纳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概念范畴之内。相关部委的坚持显然也是一种态度。广东省委省政府的所有正式文件也均未明确这一点（如2021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只提到，“光明科学城、松山湖科学城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先行启动区建设稳步推进”，2022年广东省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于这一点也是含糊其辞），只有广州市政府及相关部门（如科技局）和南沙区政府，以及部分学者的发言，在努力造成一种南沙科技城是“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核心承载区”这样的舆论印象。

如2021年的《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提到，“南沙科学城被省纳入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2022年的《广州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共建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为国家强化战略科技力量、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作出广州贡献”。

再比如，2021年4月8日，广州市南沙区召开推进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动员大会，号召全区奋力把南沙科学城打造成为原始创新重要策源地，将南沙打造成为粤港澳大湾区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重要承载区和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主要承载区。从官方用语上来说，这只能视作一种“奋斗目标”，而不是既定事实。

从2019年至今，从“珠三角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到“深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再到“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模糊名词，而且交织以“主阵地”、“先行启动区”、“主要承载区”等概念，充满了深圳、东莞、广州及广东省与国家发改委、中科院等多个层级多个角色的不断博弈过程。

笔者之意，并非要排斥广州南沙科学城纳入到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范围里面来，而只是要说明，这种复杂的博弈并不利于第四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建设。

如果说，北京怀柔及合肥两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的体制，是由中科院和北京市、安徽省合作共建，上海张江则是以上海市为辅，中科院及几所重要大学协助建设，而粤港澳迄今为止并无明确的主导体制，其中广东省政府的角色尤其尴尬，而且中科院（自己也不能摆平中科院广州分院和中科院深圳先进院之间的利益冲突）也未取得像在北京及合肥那样的主导权。

问题的关键是，京沪肥三个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都是在一个城市的范围之内，而现在的粤港澳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却弄成了多个城市参与的格局，这显然在操作层面进行有效的管理运营还需要理顺。

所以笔者才建议，中国科学院设立其第13个分院：深港分院，作为中科院统筹科研国际化的平台，分院办公大楼可以设在深港河套地区，管理其在香港、深圳、东莞、惠州等地的所有机构，包括深圳先进院、深圳理工大学。在此基础上，由中科院深港分院运行管理粤港澳大湾区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包括香港在内的各地政府只起协助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