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里我提到了“双循环”问题，本篇进一步加以阐述。2020年下半年我曾专门写过一篇探讨内循环与外循环关系问题的文章，本文是在该文基础上的进一步思考与整理。

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在于，它将根本性地塑造深圳地区创新网络的未来生存环境。

当然，本文不是一篇严谨的论文，而仍只是一种初步分析，寻找一种解答问题的逻辑路线。我将在路线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浅尝辄止。真正要解答问题，需要一种政治经济学视角的整体性综合性论述，那不是本文的目标，我会在别处进一步探讨。

01

2020年5月14日，高层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后此一“新发展格局”在多次重要会议中被提及。此后，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纳入其中。

之后国内的各学科学者对“双循环”格局进行了阐释和解读。

如王湘穗认为，“双循环”提出的背景，是全球化逆转和大国竞争关系。

“上世纪八十年代，全球化高潮时期，中国以‘两头在外大循环’发展模式为基本战略，资源与市场均来自海外，加入到世界全球化体系之中。全球化趋势自那时起经历了两轮逆转。第一轮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那时中国经济对外依存度极高。金融危机使我们意识到，完全依赖于海外市场，不仅有一定困难，而且不够安全。通过近些年的战略调整，我国的对外依存度有所降低。第二轮是在中美贸易摩擦之后，美国不仅自身要与中国经济脱钩，还企图联合盟友国家与中国经济脱钩，意图改变原有世界产业链。今年在世界市场普遍不好的大趋势下，累加疫情因素，这就使得过度，或完全依赖于国际循环的经济难以为继。我认为这就是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的外部背景。”

“国际经济形势与大国竞争关系共同导致外部市场收缩，同时国内环境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既有必要性又有可能性。适时地提出‘双循环’发展战略是一种审时度势的选择，是一种历史性的转变。”

刘志彪则认为，双循环过去就有，不过重点和性质不同。过去的双循环是利用西方市场进行的全球化，中国只是生产能力的提供者，而非世界市场。之前所谓“两头在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大进大出”等说法，就很形象地描述了客场全球化的基本特征。而双循环下的经济全球化，主场要放在我国进行。

刘解释说，“过去全球化的主场不在自己市场而在全球市场。原因有二：一是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人均收入水平低，消费能力不强，需求无法有效地支撑生产能力的扩张。二是在改革开放过程中，中国最丰富的要素是劳动力，最短缺的要素是技术资本。发挥要素的比较优势，最好的办法是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

为何现在提出双循环战略？刘认为，“当下主客观条件都不适应客场全球化。一是西方现已容纳不下中国这样的超级生产能力提供者；二是中国内需规模已经很大；三是比较优势不再，生产要素已经无法支持一般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四是由劳动力过剩转向产品过剩，由资本短缺转为资产短缺、资本过剩；五是代工模式已改变，需要依靠内需培养自主创新能力，由投资驱动走向创新驱动。”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指出，认为打造“双循环”就有可能又回到过去闭关自守、自力更生、关起门做事的状态。这也错了，我们打造的是一个开放包容的循环，40余年的改革开放经验证明，正是改革开放倒逼了我国国内改革。

刘志彪从GVC理论角度来解释，为何要走向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过去的全球化不是由中国企业主动发起的，中国在全球化当中是‘世界工厂’，不是‘世界市场’。”刘志彪指出，过去经济循环方式是以外循环为主、内循环为辅，是发生在发达国家的“客场全球化”，中国企业被动嵌入全球价值链。

他分析，在产品分工形态上，过去的全球分工主要有三种：一是产业间分工，各国依据比较优势互补余缺；二是产业内分工，各国同一产业的产品呈现差异化；三是产品内分工，即由不同国家生产产品的不同零部件。“中国加入WTO之后，嵌入了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价值链的分工，就是一种产品内分工。”

然而，随着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刘志彪认为，中国已经没有继续进行“客场全球化”的条件。一方面是因为中西之间在制度、政策、观念等方面存在比较大的冲突，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口红利在消失，资本投资红利也在降低，过去实行的增量改革、降税改革红利已经释放完毕，需要新的改革。

近些年一系列事件改变了全球产业链分工的基础，跨国企业全球化战略出现了收缩，政府维护全球化的资源在减少，各个国家民众内向化倾向越来越严重，这些都意味着过去的全球价值链会发生剧烈变化。因而刘认为，“‘主场全球化’是未来中国全球化战略的主要方向。”

对“内循环”的各种阐释有两方面值得进一步思考。

其一，是因为在全球分工中，中国的技术升级与美国的产品内分工的主导地位（垂直分工理论），彼此关系方面，目前尚未看到经济学、管理学、科技史学、科学学的充分论证支撑。本文无意彻底解决此一问题，但就只提出一个根本问题：内循环或许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全球产品内分工问题、中国的科学及技术领导者地位问题。

其二，其实是对其一的进一步回答。正如前述刘志彪所说，中国要想成为创新型国家、要想突破国际间的产品内分工问题，需要新的、深层次的改革。任正非也回答过这个问题：中国需要解决哲学问题。

我在之前的文章《深圳为什么要建立科学系统》一文中其实也已初步回答过这个问题。

02

前述理论的一个关键环节是，在全球市场体系中，是否一定要将市场划为相互分割的两块：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

尽管这似乎是目前经济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或认知的现实。但这应该正是“全球化”尚未完成的表现，或者说是全球化想要克服的结构性问题。

本来的全球化并不强调这种两分法，而是视全球为一个共同的大循环、统一的大市场。全球化的目标应该正是建立一个“全球统一大市场”。

什么是“全球化”？过去许多人有许多定义，我觉得都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一段经典论述，最能阐释何谓“全球化”。

马克思恩格斯说，“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正象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

这就是全球化。实际上全球化就是Capitalism市场体系扩张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也就是全球Capitalism化。这是马恩最深刻的发现。

1990年苏东体系解体。原华约国家中，积极拥抱Capitalism体系，融入欧洲，并在其中寻找自己的比较优势的国家，如波兰、捷克等，都有不错的发展。

中国的幸运是，在改开之前，港澳台就已经是全球Capitalism体系的一部分，而且是有着优良表现的一部分。这也是改革开放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中国迅速地融入了全球市场体系，并在其中找到了自己的比较优势，获得了40年的高速发展。

这种发展的成就体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提升，2012年就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2018年中国的生产总值是13.6万亿美元，占世界生产总值的16.04%（2021年这个数据进一步提高到18.5%）。其中当年我国工业总产值约为90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4万亿美元，占全球比重接近30%。此外2018年中国进出口总额为30.51万亿人民币，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1.75%，其中出口为16.42万亿元。假设我国出口品90%为工业制成品，则意味着当年我国90万亿的工业产值中，六分之一是为国际市场而生产。当然这个数据肯定不完全，因为为国内市场而生产的工业销售额中，还有一定比例是卖给了出口企业。因此我国当年4万亿美元的工业增加值中，国际市场提供的占比肯定会高于1/6，大概会有1/5到1/3左右。也就是说，我国的工业生产中，大约有两到三成是为全球而生产，其余是为中国市场而生产。

我必须得强调，中国的这一成就，是融入全球化的结果——本质上就是融入全球Capitalism化的进程之中，而中国根据自己的各种比较优势，而获得的全球化红利。即便中国这30多年的快速工业化而获得的工业生产体系，其生产能力有70-80%是为国内市场而生产，但这一生产能力的建立，是融入全球化的结果，包括技术升级和资本投入，所有的经济活力，是Capitalism化带来的。那20%-30%虽然从数量上并不主导，但从动力和活力上则是主导的。这是中国的经济总量占到全球18%的最根本原因。

我想要指出的是，倘若内循环的要旨，是进一步提高中国的生产和服务网络，其中供应给国内市场所占的比重，降低那20-30%的份额，这并无可厚非——一方面，按照有关官方学者所说的，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挤压全球各国各地区的工业生产能力，让别的地区也有进行生产的机会，另一方面，也意味着中国市场将采购更多的别的地区工业生产能力提供的产品。问题是能否实现。

关键是这一实现，要建立在中国经济总量在全球的份额提升的基础之上。假如中国的GDP在全球的占比，从18%提升到25%，那么，中国市场的吞吐能力将大幅提高，如此才能容纳得下中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在降低向国际市场的输出份额（或许总量并不降低）之后，仍能保持不过剩的状态。这意味着中国经济仍必须增长。中国经济的进一步持续增长，要依赖于转型为一个创新型经济体。

深圳个案颇具有典型意义（它代表了中国经济最有活力的东南沿海地区）。因此我将在后面的部分进一步论证回答这两个问题。

其实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双循环战略时，最有价值的参照物就是美国经济体——假设它是一个国别经济体、国别市场的话。

美国2020年GDP总量是21.5万亿美元，外向度只是GDP的19.5%，20%都不到，美国过去十几年一直维持这个平衡的比例。于是黄奇帆说，美国才是真正的“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或者说美国才一直是这种完美典范。

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美国是以外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尽管从表面上看，美国经济对国际市场的依存度并不高”。美国吸纳全球的人才，从全球采购工业产品、向全球输出技术和资本，在此基础上做大了自己的经济总量（2020年占全球的比重为24.7%）。美国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的外循环为主导的双循环。只是由于美国经济的盘子做大了，才显得美国经济对全球市场的依赖度不高——与此并行的是全球市场对美国的依存度其实颇高，依赖美国的技术创新，依赖美国的资本及资本市场，更依赖美国耗费巨大成本维持的全球秩序。

就算按照黄奇帆所言，“美国才是真正的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循环”，那么，我们要不要向美国学习？学习美国的吸纳全球人才（怎么吸纳？靠中华局域网能做到吗？）学习美国的采购全球工业产品（而不仅仅是农产品或资源类产品等初级产品）？学习美国向全球输出资本和技术？

如果学者们提出的“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是这样一种模样，那我觉得倒也挺好，没有问题。

03

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介绍双循环概念提出的理论背景，是因为“双循环”概念确实对深圳如何建设创新型城市、对地区创新网络的未来构成关键性的影响。对于全球化在近年里出现的问题，国内经济学界给出的理论解释可能有所偏离。

而我认为，这种偏离，是从“国内价值链”（NVC——National Value Chain）概念提出就已经开始的。NVC理论在GVC理论的框架下，以主权为单元重新架构价值链，粗暴地对GVC进行分割，其实是对市场经济的部分扭曲。因为市场就是市场，市场在理论上是不受国界的分割的。

我也并非全部否定这种理论提炼的价值，而是要强调，这种理论并非对现实中的全球化现状的全面、客观的观照，而是只看到其一个侧面，就武断地对之进行全盘界定，因而是非常偏颇的。与此同时，当理论照耀现实时，它将对现实的政策行为进行扭曲。而这种扭曲与其说是一种迎合，不如说是一种误导。

这其实在很多国家近些年也有所表现，从全球化的推进者变成推退者，并刺激其它全球化的推进力量采取相应的推退措施。这种刺激是一种相互激励过程。

前述误判我认为皆建立在对全球化本身定义的误解之上。按照马克思的理论，全球Capitalism化是一个不可阻挡的过程，而对它的克服只能是在Capitalism已经无力前行之时。

因而进一步认为全球市场将分割为两个并行的生产网络、经济体系、价值链并展开竞争的观点，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研究和观察。

04

廓清（尽管其实尚未根本上廓情）了前述理论问题，在此基础上，我将结合深圳的实践，来探讨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之下，深圳地区创新网络未来可能的走向。

毫无疑问，深圳地区创新网络，或者说珠江口东岸地区的产业链的成就，所体现的，是“以外循环为主导、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机制或格局。

这不仅体现在这个地区经济体的高度外向性，更主要体现在，这一经济体的增长动力、创新源泉，是全球化而非地区化（地区化只是一个结果），更非国家化。

这种外向性表现在：

其一，经济的外贸依存度高。

以2021年为例，深圳市GDP为30664.85亿元，外贸进口16172亿元，出口19263亿元，进出口总额35436亿元，外贸依存度为115.6%；与此同时，东莞市GDP为10855.35亿元，进出口总额为15247亿元，外贸依存度为140.5%，为全国最高城市，深圳则仅次于东莞。

这已是过去20年里外贸依存度不断降低的结果。2005年，深圳GDP为609.31亿美元，进出口总额为1828.17亿美元，外贸依存度为历史最高点的300%。上海市2005年的外贸依存度也曾高达167%，也是其历史最高点。深圳和上海无疑是国内最具活力、也最具有创新力的城市。

从2021年的数据来看，京沪深穗四大一线城市（GDP前四强），北京市外贸依存度为75.6%，上海为94%，与深圳都居于高位，只有广州市为38.3%。除东莞外，国内较具经济活力的主要工业城市苏州（江苏省经济最强市），为111.5%，宁波（浙江省仅次于杭州的第二大经济城市）为81.7%。

其二，深圳的经济活力、竞争力和创新力，过去40年来，一直来自于其全国最高之一（2001年之前没有之一）的对外开放度。可以说是外循环的结果。

1992年乃至1997年之前的经济特区时期，香港、台湾的产业转移，和跨国公司对深圳特区的投资，是深圳迅速建立起工业体系、经济高速增长的主要的原因。即便是特区初创之时央企在深圳的投资，也主要是冲着其改革开放的桥头堡地位，为了从国际上获得先进技术而来。

2001年之后，虽然深圳不再独享外资宠儿的角色，但仍然得到大量的FDI和技术输入。2002年起，深圳FDI规模开始突破50亿美元/年，2011年以来的10年FDI更是累计达到了1000亿美元。

深圳企业开始大举走向国际市场，并在全球获取人才、技术等创新资源。而深圳企业在国内市场的攻城掠地，同样得益于自己的国际化优势。深圳的企业从偏好做国际市场，升级为进一步的“国际化生存”。

笔者前面系列文章中一再强调的，深圳企业和产业嵌入全球价值链，前有服装鞋帽等轻工产品加工业，后有ICT产业链，皆受益于沃尔玛、富士康、华为等GVC链主企业起到的外循环枢纽作用。

其三，以华为为代表的深圳科创企业，能够成为最具代表新的技术创新公司，很大程度上归因于国际市场的洗礼，并受益于全球创新链之间的合作。

笔者在《先行：华为与深圳》一书中曾专门有一节“被欧洲和美国改变的华为”，分析美国的企业管理思想和欧洲市场使华为脱胎换骨成为一间真正的全球公司：

“华为是市场化改革的产物，它在国际化过程中认识到了世界最先进的管理是标准化的管理，最先进的国家治理模式是法治的治理模式。华为在欧洲市场最深刻地感受到了法治是一个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制度保障，所以它学会了尊重法治，学会了在法治框架下的科学、理性思维。”

华为的国际化，从香港出发，到东南亚、非洲、拉美，到东欧和南欧，最后到西欧，最后被美国拒之门外。这个过程，奠定了华为作为一个全球科技巨头基础的有二，一是IBM对华为内部管理流程的改造。1998年8月，华为启动了引入IBM企业咨询服务的8个管理变革项目，其中最重要的两个就是IPD（整合研发流程体系，1998年引入）和ISC（整合供应链流程管理体系，2000年引入）项目。整个IBM项目历时近10年，华为投入将近20亿元人民币。二是2005年，华为经过两年的努力，终于通过了英国电信的考察，在技术、管理、案例标准、环保标准、员工福利待遇、工作环境等方面全部通过了认证。

欧洲市场的规则体系，美国的企业管理文化，内化到了华为的企业文化中。因此笔者认为，这就是典型的“外循环向内循环输出规则体系”。

其四，从华为为代表的科创企业，进一步引申到，以深圳为主体的珠江口东岸地区创新网络的形成，主要就依赖于这个地区的ICT产业链的规模集聚，而则更主要是被嵌入到全球价值链、全球创新链的结果。

这个地区并不是先有一个地区创新网络，而后进入到全球创新链中去的；而在在全球创新链的主导下，全球IT制造业向中国大陆的转移扩散，在深莞地区形成集聚，而后逐步形成的。

这个ICT产业链，是与美国、日本、台湾、韩国、香港、欧洲等形成紧密的一体的全球ICT产业链的一部分，而其技术创新的策源地主要在北美特别是硅谷地区。深莞惠地区只是近年开始对这个产业链和创新链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所贡献，但远称不上重大贡献，更谈不上策源地。包括长三角也不是。

其五，国际市场规则向国内输出。

深圳的企业为什么偏好做国际订单？除了惯性之外，更主要是因为外单有稳定预期，虽然也许利润较薄，但回款有保障，不会像国内市场那样充满不确定性。而且一旦遇到纠纷，相信通过法律手段可以讨回公道。这些在国内市场就不会有稳定预期。

当然，国内市场也不是一成不变。一则，国际化企业会将其成功向国际学习得来的管理模式影响到国内，在深圳有就许多企业学习华为的管理；二则，国际上著名的管理咨询公司，也在将国际规范的管理思维向国内企业输出；三则，国内的销售网络和供应链网络也迅速地向国际学习并加以现代化、信息化、数字化。信息化的结果一般是规范化，消除人为因素。比如国内的大型商超体系迅速建立起来，而这些商超基本上都受到了沃尔玛等企业（沃尔玛1996年进入深圳，带给中国销售体系的是一种革命性的变化）的影响，供应链管理较为规范，这也使得国内的相关工业生产商能够在这样的销售网络中获得稳定的预期。四则，国内的银行等金融体系这些年里也迅速地与国际接轨，接受了许多国际通行的业务模式和风控标准，这使得国内市场上企业所享受到的金融服务渐渐与国际接近，除了国内银行业过高的利率和利差之外。五则，国内很多公司到美国、香港、新加坡、伦敦证交所上市，接受了这些资本市场的会计准则；国内的资本市场相关法律在制订过程中，也汲取了诸多国际金融法律的优点，国内的会计准则也有一个向国际学习的过程。

可以说，过去30多年的对外开放，深圳的企业，甚至是国内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整个市场体系，很大程度上与国际接轨。这里面确实是一个国际市场向国内市场输出规则的过程。

这个过程，也就是所谓以国际化倒逼市场化和法治化的过程。这也是深圳政府为什么特别强调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三个“化”。

05

通过深圳个案经验再来看中国的所谓“双循环”，其实深圳正是中国的缩影。我们可以明确地说，中国经济改开前30年的活力和高速增长，其主要的动力源泉，就是“以外循环为主的双循环”。

笔者手头没有中国外贸依存度与经济景气度关联值的数据，但经验感受是，外贸依存度高的那些年，是中国经济上得最快、高速增长的爆发期，正是2001年加入WTO导致了中国进出口的爆发式增长，也使得中国的经济总量迅速攀升，从2001年的全球第六经济大国，上升到2012年的全球第二经济大国。2005年中国的外贸依存度63%，2006年为67%，为全国的历史最高点。2005-2007年是不是1992年（不含，当年经济过热，GDP增速达到14.2%，与2007年持平）以来全国经济最好的年份？

而国内各省市中，外贸依存度较高的省份，都是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省份，而东北及内陆经济落后地区，外贸依存度皆不高。

2019年的数据（2020年以来属于非正常年份），中国各个省份外贸依存度超出全国水平的有6个省市，上海89%，北京81%，广东66%，天津52.3%，浙江49.45%，江苏43.54%。是不是全国经济质量最好的6个省市？外贸依存度低于10%的省份，湖北8.6%，山西8.5%，宁夏6.42%，内蒙6.37%，甘肃4.36%，贵州2.7%，西藏2.61%，青海1.26%。东北三省，辽宁29.13%，吉林11.1%，黑龙江13.71%。

外循环给中国经济带来活力和高速增长，还只是它所起到的第一个且并非第一重要的作用。它的首要价值其实是，成为中国市场化、法治化改革的最大驱动力。

当然，有些学者认为，“过去是对外开放促改革，现在是对内开放促统一市场建设。对内开放指对本国公民、民营经济开放，打破限制民营经济的壁垒。从开放内容来看，最重要的是破除行政和市场垄断，尤其是行政垄断，让企业可以自由进出；从开放时间来看，现在要促进存量调整；从开放空间来看，最重要的是消除地区间政策歧视。”

相关人士也持续释放声音，“构建新发展格局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不是封闭的国内单循环；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绝不是关起门来封闭运行，而是通过发挥内需潜力，使国内市场国际市场更好联通。”

“过去几十年中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别人的市场，原材料、机器设备和技术从国外取得，链接我国国民经济循环的市场重心在国外。这种利用西方市场进行的经济全球化，被称为‘客场全球化’。从大国发展的角度看，‘客场全球化’是一种不可长期持续的战略。‘十四五’期间，我们要尽快把在客场进行的、以出口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升级为以利用我国庞大内需为主要特征的‘主场全球化’战略模式。” 刘志彪谈道。

不过，辩证法来看，我想要说的是，一支足球队无论是打主场还是打客场，除了主场的啦啦队氛围不同外，难道还会有根本的异质性吗？难道采用不同的足球裁判规则吗？难道球队的获胜（姑且先不说全球经济贸易往来的主要目的，究竟是获取利润，还是打赢比赛，这一点上用主客场这样的概念本来就不准确），不是靠自己球员的技术及实力，而是靠所谓的“主场优势”吗？

而如果主场与客场的规则完全相同，对企业来说，就是占领市场而已，根本没有必要将之区分为主场还是客场。你能想象一间深圳公司，会特别计较其利润是来自深圳本地市场还是江浙沪市场、川渝市场吗？它甚至并不会特别在意其利润是来自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能赚到钱是第一目的，能持续地、长期地赚到钱是第一目的。

我认为，在全国维持“以内循环为主的双循环”格局的前提下，应该允许上海（或长三角）、深圳（或大湾区）获得“国际化特许权”，进行更大胆的与全球市场规则接轨的改革，以使其保持“外循环为主的双循环”状态，以此向外界展示中国并不放弃“全球化”、而是要进行“主场全球化”的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