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港湾商业观察》乔锐

男子趋前拥抱她时，女子说：“手拿开一下。现在我们面前有两条路，我要你选一条。”他问她什么意思，她回答道：“如果我们维持一种一起下棋、喝酒的友谊关系，那么我们可以共度三十年的光阴；但如果我们沉溺于闺房之乐，那只能在一起六年。你选择哪一个？”男的回答道：“我们六年后再讨论这件事。”许知远在一期音频节目上也讲过《王氏之死》中这个“私奔的女人”。

历史中的“小人物”命运更显珍贵

今年，《喜：一个秦吏和他的世界》和《漫长的余生：一个北魏宫女和她的时代》两部作品激起千层浪。二者皆是通过对历史中不起眼的小人物的描写，刻画出一个时代。

正如社会学家伯格所说的：每一位个体的人生都是社会历史的一段插曲，后者为前者拉开序幕并会延续下去。往往这些在历史长河中被遗忘的普通人，有时才更能反映出其所处的时代的样貌。

这一概念的重要性，传奇社会学家赖特·米尔斯在《社会学的想象力》的开篇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人们通常不从历史变迁和制度矛盾的角度出发，来界定自己所经历的困扰。他们只管享受安乐生活，一般不会将其归因于所处社会的大起大落。普通人很少会意识到，自己生活的模式与世界历史的进程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关联。他们通常并不知道，这种关联如何影响到自己会变成哪种人，如何影响到自己可能参与怎样的历史塑造。

而谈到这类研究，谈及清朝，被称为“汉学三杰”之一的史景迁先生便是绕不开的一座灯塔。史景迁，又名乔纳森·斯宾塞，出生于英国伦敦西南萨里郡，先后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和美国耶鲁大学，获得博士学位。是美国当代著名的中国史研究专家、汉学家，以研究明清史见长。

他的作品《王氏之死：大历史背后的小人物命运》不到10万字，却让我们在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无名人士”中，看到了那个离我们并不遥远的时代。清初山东剡城、淄川农村人民的贫苦生活的画面，在史景迁笔下变得鲜活。

史景迁认为，过去几个世纪已经发展出一套固定的格式来描述农村的苦难。互相类似的描写可以在诸多方志与回忆录中找到，而通常这些段落可能只是虚饰的修辞，没有实质的内容。

但在郯城的资料中，史景迁找到了相对真实的描述。一句“悬梁自缢，无日不闻。刎颈投河，间时而有”，至今读来仍触目惊心。而在《淄川县志》中1647年项下，尽都是死亡和男女自杀的记载，正像郯城在1643年一样。

历史中的苦难，从后人的眼中，往往只能以概述的形式看到类似“无日不闻”、“间时而有”的结果，要想做到完全意义上的感同身受，其实较为困难。这也与相关史料的缺乏不无关系。在多数历史都是记载王侯将相、天子朝臣的背景下，“小人物”的故事才更显珍贵。

我们不知道每一个选择离开的人都下了多大的决心、或有多么绝望。但可以想象，生活在那样的时代，人的伦理道德相较于物质上基本需求的满足，不值一提。

谁是杀死孩子的凶手？

史景迁就着笔墨描写了郯城彭氏的一个故事。

1670年春到初夏这段时间，彭氏在丈夫死后，将儿子陈连送入村塾。但是陈家的亲戚不但不支持彭氏，反而不断制造麻烦。主要的几个坏家伙是她丈夫的堂侄陈国璘、陈国相及陈国连三兄弟。

其中，老幺牵走了彭氏的牛，并拒绝归还。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因为牛不仅是农家耕种必不可缺的牲畜，也是显现家庭地位的珍贵证据。它受到良好的照顾，不工作时就拴在家门口，昭告每一个路人。陈国连把牛牵走后，向彭氏勒索了三两银子。老二陈国相不请自来地闯进屋内，企图把她赶走。族长陈三福没有插手帮助她，她丈夫的过继兄弟陈太祥也没有帮忙。

而这仅仅是开始。根据《清律》：“妇人夫亡无子守志者，合承夫分，须凭族长择昭穆相当之人继嗣。”从陈国相的恐吓和他稍后的举动，可清楚地看出他至少知道这条条文的大意，并企图加以利用。如果陈连这个小孩亡故，而法条的文字又获遵守的话，陈氏三兄弟将继承其财产。

所以三兄弟最首要的目标，便是如何让陈连“死得其所”。陈国相决定捏造一个故事，说他的父亲是被陈连的父亲杀死，而身为一个孝子，他对这件事愤怒到极点。最后他替死去的父亲报仇，杀死了——不是凶手，因为凶手已死——其最近的亲戚，即凶手的亲生儿子。为了解释为何在父亲死了近三十年后，才有这项代父寻仇的举动，他会宣称在采取行动前，喝了大量的酒。

之所以编造这样的故事，也是因为清朝的另一律例。凡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殴，子孙即时救护而还殴，非折伤勿论；至折伤以上，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若祖父母、父母为人所杀，而子孙擅杀行凶人者，杖六十；其即时杀死者，勿论。

简而言之，若是“儿子替父报仇”，一般可以得到宽大处理。这是千年制度之下给予“孝”的最高级别的“特权”。这里也可以清楚的看到制度与个体的关联性。清律的制度让三兄弟毫无照顾家人之意，反而是想尽办法，在律法的极限处咬文嚼字，不惜杀人企图得到资产。

陈国相按计划谋害了还在读书的陈连，却未能按计划脱罪。知县根本不相信这迟来了三十年的为父报仇的说法，反而讽刺的说道：陈太祯很幸运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内，都未曾在侄子喝醉时撞上他。陈国相被判绞刑。三兄弟这次对于制度规则的利用尝试，不仅自己付出了代价，也让彭氏失去了最后一个亲人。

但又怎能将罪过全部归结于三兄弟的欲望？试想，若无类似“其（妇人）改嫁者，夫家财产及原有妆奁，并听前夫之家为主”的制度，陈家的亲戚又怎会一再夺取彭氏财产，意图逼其离家？若无“寡妇无子财产归亲戚”和“替父报仇罪责从轻”的设计，陈连这个孩子的生命又怎会被剥夺？

在那个社会圈子相对较小的时代，陈连的死一定在郯城引起了轩然大波。家族、亲戚之间的关系一定会在互相提防中有所疏远。正如书中所言，每一件脱轨的行为都会增加郯城的不幸。任何一个个体都在无形之中与无数的人产生千丝万缕的联系。每一个个体组成了社会的整体，而社会形成的制度又会影响每一个个体的选择。（港湾财经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