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法院网披露了一份判决书，判决书显示原北京同仁堂中药配方颗粒投资有限公司党支部书记、董事长纪某因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二十万元。

据公诉机关指控及北京东城区人民法院审理并查明：纪某在2015年至2017年间，利用职务之便，多次收受合作企业给予的钱财及金条等贿赂，其受贿金额共计人民币90万元、美元4万元及金条一根（1000g型）。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北京同仁堂的这起高管“贪污受贿案”不过是近年来同仁堂所爆发的问题乱象的冰山一角，此外还有同仁堂的药品质量安全问题，以及北京同仁堂、天津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们剪不断理还乱的商标纠纷问题……

那么百年老字号同仁堂为何会沦落到现在的地步？同仁堂又该如何恢复昔日荣光？这一切都值得我们去探究一二。

“同仁”不再，祖训已忘？

关于同仁堂的由来，公开资料显示：1669年（清康熙八年），第四代乐氏传人乐显扬在北京创办了同仁堂药室，同仁堂品牌由此诞生。

而“同仁堂”中的“同仁”语出《易经》，意为：“无论亲疏远近，一视同仁”。因为在乐显扬看来，“可以养生、可以济世者，惟医药为最”，而“‘同仁’二字可以命堂名，吾喜其公而雅，需志之。”

但目前来看，无论是对内还是对外，同仁堂的“一视同仁”似乎正在被“雨打风吹去”了。

一是对内，去年8月13日，北京同仁堂发布声明称，已对天津同仁堂提起诉讼，控告其侵害了自身的注册商标专用权，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随后在8月24日，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就知识产权问题发布声明反驳称，公司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天津同仁堂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等均系合法取得，具有悠久的历史渊源，毋庸置疑。

事实上，除了北京同仁堂和天津同仁堂之外，市场上还有一家南京同仁堂，那么三家同仁堂中谁是李逵，谁是李鬼呢？

从公开资料来看，北京同仁堂无疑是同仁堂主脉，而天津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更像是一定时期下同仁堂开枝散叶的结果。

1753年，北京同仁堂失火，几乎烧掉了一半资产。而为了保证供奉御药延续发展，同仁堂选择招外人入股，天津张家也由此开始介入同仁堂的经营业务。

在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同仁堂老字号得以再次重生。然而在乐、张两家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经过协商后张益堂回到天津另立门户，开始经营“张家药铺”，作为北京同仁堂在天津的代理商。

但在1852年，张益堂未经乐家许可将“张家老药铺”更名为“天津同仁堂”，引起乐家不满，随后北京同仁堂起诉天津同仁堂侵权。天津同仁堂败诉，被判决不能卖北京同仁堂的药品，也不允许其使用北京同仁堂的商标，但允许其使用“天津同仁堂合记”的名称。

而南京同仁堂的由来则简单得多，简单来说南京同仁堂最初是北京同仁堂在南京开的分号，但由于新中国的成立，各地陆续实行公私合营，所以南京同仁堂在时代的改革中逐渐独立出来，与北京同仁堂再无瓜葛。

所以，现在“同仁堂”是北京同仁堂的注册商标；而南京同仁堂和天津同仁堂只是字号，据天眼查APP显示，现在其注册商标分别为“乐家老铺”和“太阳”。不过，三家都在2006年入选商务部认定的首批“中华老字号”。

从上述分析来看，三家同仁堂之间的商标纠纷绝非一句简单的正版或盗版所能概括，在当下北京同仁堂和天津同仁堂的商标纠纷案尚未得出结果之前，向善财经对于同仁堂的商标归属问题不予置评。

二是对外，同仁堂有一副享誉全国的对联，上联是:炮制虽繁必不敢省人工；下联是:品味虽贵必不敢减物力。这两句联语本是同仁堂第二代传人乐凤鸣，在其编撰的《乐氏世代祖传丸散膏丹下料配方》中留下的训条，同仁堂各代均严格遵循，因此称得上是历代同仁堂人的制药原则和精神信条，同时也是同仁堂老字号能够传承百年的重要原因。

但遗憾的是，现在无论是北京同仁堂还是天津、南京同仁堂近年来似乎都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同仁堂的这一祖训。

如北京同仁堂，曾在2016年连续6次登上药品质量安全黑榜，其中包括2016年10月淄博市食药局公布的北京同仁堂淄博药店有限责任公司销售劣药……

而最令人震惊的还属2018年12月15日，江苏广电总台城市频道 “南京零距离 ” 栏目在新浪微博发布视频，曝光北京同仁堂蜂蜜的生产商将大量过期、临期的蜂蜜回收。企业宣称是 “ 退给蜂农养蜜蜂 ”，但视频曝出，回收后的蜂蜜被倒入大桶，送入原料库。此外，同仁堂蜂蜜还存在更改生产日期的问题。

随后，北京同仁堂蜂业有限公司在其官方微信公众号发布致歉声明，称自身存在监管不力和严重失察的责任，已通知盐城金蜂在调查期间暂停其受托加工生产活动。

2019 年 2 月，江苏省盐城市滨海县市场监管局、北京市大兴区食药监局同日公布行政处罚结果，证实同仁堂蜂业存在用回收蜂蜜作为原料生产蜂蜜、标注虚假生产日期的行为，对其罚款超过 1400 万元，没收 3300 瓶蜂蜜等。

当然，南京同仁堂和天津同仁堂也并不“干净”。今年一月，有市民购买了一款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保健品有限公司的燕窝胶原蛋白钛饮，产品外包装上标注的蛋白质含量7.6g/100ml。

但经市场监管局委托检测后发现，产品的蛋白质含量仅为2.5g/100ml，不符合GB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蛋白质允许误差范围≥80%标示值的规定。对此，雨花台区市场监管局给予行政处罚。

而天津同仁堂则是深陷药品广告违规的泥潭，在2010年—2020年期间，天津同仁堂多次因违规宣传药品疗效而被各地食药监局通报批评。尤其在2020年7月，天津同仁堂生产的元胡止痛片（批号：JP24001）检验结果不符合相关规定，被天津市药品监督管理局出具《行政处罚决定书》。

而对此，天津同仁堂却表示，“上述处罚不属于重大违法违规”。用于治病救人的药品被检验出不合格，但药企却回应得如此轻描淡写，更何况天津同仁堂还是百年老字号，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

百年同仁堂，尚能饭否？

如果说上述分析更多是集中在同仁堂的内部关系和产品质量层面，那么从业务发展来看，同仁堂们又面临着哪些挑战或机遇呢？

据向善财经观察，三家同仁堂的发展路线似乎各有不同。一、北京同仁堂的实力最强，旗下拥有三家上市公司，在资本市场上与云南白药、片仔癀、以及东阿阿胶并称为“中药四虎”。

不过相比之下，同仁堂虽然名气大，但却似乎没有太多能拿得出手的专利核心产品。据2021年财报显示，同仁堂的治疗领域主要包括心脑血管类、补益类、清热类、妇科类和其他业务收入。 而其中占同仁堂营收前五名的主要品种为安宫牛黄系列、同仁牛黄清心系列、同仁大活络系列、六味地黄系列、金匮肾气系列。

但值得注意的是，同仁堂的五大产品系列多无药品专利。而无论是片仔癀还是云南白药都拥有着“国家绝密级保密配方”认证的中药方剂，甚至连市值不如同仁堂的东阿阿胶也同样有着强势的核心大单品和丰富的驴皮资源。

所以，在同类药品市场竞争中，同仁堂的核心优势在于“百年老字号”带来的品牌优势，而没有太多的技术专利产品壁垒。或许正因如此，北京同仁堂的销售和管理费用一直以来在A股中药上市公司中都极为突出，甚至在2021年，同仁堂的这两项费用是“中药茅”片仔癀的4倍有余。

二、南京同仁堂最大的优势是品牌相对独立，不受同仁堂的商标纠纷影响。但或许正是这份“商标自由”，让南京同仁堂走上了“南极人”的贴牌道路。

去年10月份，中国网财经的一篇“南京同仁堂被指‘万物皆可贴牌’：子公司贴牌授权泛滥 多款产品遭虚假宣传投诉”的文章，让同仁堂品牌走上了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实上，贴牌授权确实是“挣快钱”的捷径，但贴牌带来的产品层面的鱼龙混杂，损害的却是南京同仁堂真正的立足根本。毕竟，消费者的信任是有限度的。当多数消费者不再认可“同仁堂”这一品牌时，南京同仁堂的贴牌模式也将迎来终章……

三、抛开商标纠纷不谈，天津同仁堂和北京同仁堂的业务发展路径颇为相似。公开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天津同仁堂的收入来源主要来自肾炎康复片、血府逐瘀胶囊和脉管复康片这三个品种，且占比相对稳定。其中，前两者合计收入占比在75%左右。

但和北京同仁堂缺乏专利核心壁垒一样，天津同仁堂的核心产品肾炎康复片（1999年-2013年）、脉管复康片（2004年-2018年）虽然曾被评为中药二级保护品种，但现在均已过期。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三家同仁堂的发展逻辑似乎都离不开“同仁堂”百年老字号的品牌声势。而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其看重的也是“同仁堂”这块广泛意义上的金字招牌，而非具体的北京同仁堂或天津同仁堂品牌等等。

所以，在商标纠纷审理结果出来之前，三家共享着部分“同仁堂”的品牌权益，属于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北京、天津和南京同仁堂们却先后被曝出药品质量安全不达标、违规宣传和贴牌授权等一系列产品问题，这不免给人一种“端起碗吃饭，放下筷子骂娘”的意味。

要知道，即便是同仁堂积累下的品牌红利足够深厚，但没有产品品质和市场口碑的持续积累，百年老字号也将面临着坐吃山空、品牌透支的下场，天津狗不理包子正是前车之鉴。

事实上，近年来肆虐的疫情已经让不少消费者重新认识到了中草药的价值。毕竟2020年的板蓝根，以及去年的连花清瘟遭疯抢的情形至今仍历历在目。所以在新冠肺炎特效药尚未出现之前，能够“治未病”、调节人体免疫力的中药板块蕴藏着不错的市场增长前景。

只是，同仁堂们如何走出老字号的品牌舒适区，用实打实的研发投入和产品优势抓住这一特殊时期的“中药红利”，这一切或将由时间来见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