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商专栏：这半年可以说是整个民企和民营企业家们信心最低的时候。过去两个月，基本上每个见到我的CEO都会问，怎么看当下中国的宏观经济？当下的形势是不是对民企不友好？到底是减税，还是增税？中美会打起来吗……我花了很多时间试图恢复大家的信心，也反复讲，能做CEO的绝大多都是聪明人，大家不要从朋友圈看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用一个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待当前中国遇到的问题和背后的机遇，就不会那么焦虑了。

做投资以前，我也不像现在这么关注宏观经济。主要是早期投资基本上是从宏观里找系统性的机会，也就是今天看起来不合理，但三五年后注定会发生的事情。对于当下发生的这样那样的新政和不确定，我的结论是，从未来五到十年来看今天，目前正是民营企业获得长周期发展机遇的新拐点。

民企长周期发展机遇的新拐点

为什么我们真的不用那么丧？

2018年确实是一个充斥着“内忧外困”的年份，无论是持续了半年多的中美贸易战似有扩大化的趋势，还是国内金融去杠杆、资管新规、连环爆雷下的从严治理、社保新政等等，很多新闻都很难让人振奋。

但如果我们稍微回望下过去，就会发现，要论悲观，改革开放的40年间，中国曾遭遇很多更加糟糕的时刻，不过这些让人无比悲观的日子，最终都带来了新的市场化机会。

也就是说，每当我们国家遭遇了严重的内忧外患时，比如需要拉动经济、解决就业等重大困难，或者面临巨大的国际压力，都会带来一次开放垄断市场的市场化机会。

而在市场化的过程中，往往是那些反应灵敏、生存欲望强烈的民营企业抓住了难得的历史机遇，通过驱动效率变成了市场当中的主力，这一过程发生在过去40年里的绝大多数行业中，比如流通和餐饮、制造业、房地产、金融、城市服务业，等等。

我们先看看1980年代。

那是新中国个体户的萌芽期，民营经济最早出现在流通和餐饮行业。在此之前，这两个行业的经营主体是供销社和国营饭店。为什么会开放呢？

1979年，持续了十年之久的“知青下乡”运动走到了历史的终点，知青返乡的帷幕迅速拉开。同年2月，760万知青大军涌回城市，而据估计，之后每年还会增加300万。如此庞大的人群迁徙，是当时许多城市无法消化的。可以想象，如果数千万年轻人满怀憧憬回到城市，却发现就业得不到解决，甚至无法生存时，社会危险不言而喻。

面对“返城洪峰”，如何开闸放水，成了当务之急。虽然当时国务院知青办批复了每年3亿多元的知青工作经费，但受制于职工终身制，工厂腾不出那么多位置，传统的路子走不通，只有鼓励大家自谋生路。

可以说，流通和餐饮行业向民营经济打开，某种程度上是为了解决返城知青待业这个急迫问题。

就在知青们集中返城的二三月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局长会议就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交了一份报告，报告指出，“各地可以根据当地市场需要，在取得有关业务主管部门同意后，批准一些有正式户口的闲散劳动力从事修理、服务和手工业等个体劳动。”不过，政策也没有完全放开，报告里有个规定“但不准雇工。”

虽然依然有“不准雇工”这一受困于意识形态的限制性表达，但从一线到中央，“开闸放水”的驱动力是很强的。在这一政策的鼓励下，很多人做起了小商品流通和餐饮的生意，尽管在此之前，这些领域全部归属国营。吴晓波认为，正是在那个特殊的背景下，从法律和政策意义上，中国民营经济的合法性开始被确定下来。

在小商品流通和餐饮业向民营打开的过程中，焦虑、悲观和争议一直存在。

这个时期的代表人物是多次被邓小平“点名”、被称为“中国第一商贩”的安徽商人年广久。年广久是炒瓜子的好手，手艺远近闻名，因为生意越来越好忙不过来，他便请来一些无业青年当帮手。一年下来，人们发现他请了12个雇工。这一下子就犯了大忌。

为什么犯了大忌？要知道在那个年代，任何政策的松动依然需要从经典中寻找理论支撑。根据1981年和1983年国务院先后颁布的关于“城镇非农业个体经济”的规定，个体工商业可以请一两个帮手，最多不超过四五个学徒，合在一起可雇七人。“七个人”的说法据说来自马克思在《资本论》，“雇工到了八个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是剥削。”

严重“跨线”的年广久迅速引发了全国的理论讨论。但在1979年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约十万个体工商户中，年广久的情况并非个例。

事实上，在面对急迫的现实问题时，发展私有经济的窗户一旦打开，雇工数量的红线便开始让位于实践需要：私营企业的发展必定会扩大规模，而扩大规模就意味着雇工数量的增长。

越来越多人，甚至是领导层也意识到私营企业在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就业问题上的巨大贡献。虽然理论层面的争执一直在持续，但那时很多个体经济早已突破了七人红线。

1982年，在中央政治局的一次讨论上，邓小平首次谈及这一问题，他以年广久为例子，建议对私营企业采取“看一看”的策略。当年，年广久瓜子厂的雇工已经达到105人。

你看，即便是在夹缝和争议中，以个体户为代表的民营企业依然焕发了旺盛的生命力。到了1987年，那年出台的中央5号文件中，私营企业的雇工人数被彻底放开。

但这一切注定不会一帆风顺。因为邓的“点名”而被认为“无人敢动”的年广久，先是在1986年被指控采用有奖销售扰乱市场，遭遇库存积压，血本无归;接着又在1989年被起诉贪污罪、挪用公款罪以及流氓罪，最终被羁押3年。

就在年广久被羁押期间的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第三次提到年广久时说，“农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个‘傻子瓜子’问题。当时许多人不舒服，说他赚了一百万，主张动他。我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得不偿失。像这一类的问题还有不少，如果处理不当，就很容易动摇我们的方阵，影响改革的全局。”

邓小平谈话后，法院对年广九案重审。1992年，年广久无罪释放。据说，邓小平的这段话后来被年广久印在了自己名片的背面。

不妨想象下，如果你也生活在1985年，是一个比年广久生意小很多的个体户，你当然会很焦虑：年广久是国家示范，做着做着就被审问，被抓起来，这几乎是“进一步退半步” 的极致体现，你作为一个普通的多的小个体，肯定会因此噤若寒蝉。

但如果我们用更长的时间维度去看，即便有这种反复的过程，流通和餐饮这两块曾经的垄断市场一旦走向开放，就再也没有完全退回去过，现在我们已经基本看不到国营饭馆了。事实证明，中国第一代优秀的民营企业家大多来自那个时期，当然，前提是你不要过线太多。

1980年代还有另一个例子——乡镇企业的诞生和发展。

在那个阶段，乡镇企业也可以说是诞生于内忧外患的“意外产物”。之前，我在专栏里曾经对乡镇企业的历史角色做了分析。我觉得，正是依托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中国得以沉淀了足够庞大的工业劳动力和足够长的制造业产业链，这一阶段的发展成果我们至今仍在受益。

乡镇企业可以理解为就地用小工业的方法、小制造业的方法来解决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问题的企业组织。

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发展起来，还要源于发生在安徽小岗村的一场变革。“大锅饭”的弊端让生存困难的农民被迫探索出了一条“分田到户”的路，以解放生产力。从1978年，一间破草屋里，18 个农民冒死签订 “大包干契约”，到 1983 年初，全国农村已有 93% 的生产队实行了这种责任制。

新的土地政策解决了老大难的吃饭问题，但也带来了一个新问题——被解放出来的大量闲散农村劳动力要如何消化?符合就近原则，处于灰色地带的乡镇企业最先吸纳了这部分生产力，当时小手工作坊的形态可以算得上是制造业的前身，而巨大体量的农村劳动力，让乡镇企业开始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和发展势能，也让其开始步入了合法地带。

可以说，正是1980年代初到1990年代初期的这十年，乡镇企业的巨大发展，使得大量流出的农村劳动力开始转化为制造业工人，完成了劳动技能的培训，从农民变成工业工人，进而赋予了制造业发展需要的庞大的、已完成劳动技能养成的、廉价劳动力供给，最终推升了制造业的起飞。

但这个过程中，同样出现了我们所说的“进一步退半步”，比如乡镇企业由于不在国家计划内，买不到平价的钢材、水泥、木材等生产原材料，便不得已通过向政府物资部门工作人员拉关系，以平价或者加价购买生产急需的原材料，但很可能又因此被判刑；1980年代中期时，法学界还有观点认为乡镇企业不仅破坏了计划经济秩序，而且还是贿赂型经济的源头，必须严厉打击。在经历了数年的理论争辩和实践摸索后，到了1987年，高检院才确立了“打击、保护、服务、促进”的“八字方针”。

如果你是个1980年代的乡镇企业的厂长，日子也是可想而知的焦虑和恐慌。想想华西村，“八十年代搞计划经济，政策不明，当时我们就偷着办厂，江阴县的领导下来，我把厂门上锁，人员疏散，怕领导知道后不让我们办厂……”。

根据《中国乡镇企业年鉴》，中国乡镇企业的经济总量增加值在1978年仅占全国GDP的不到2%，而到了1995年，这一数字已攀升至25.3%，而其中工业增加值占到全国工业增加值的30.8%。

虽然过程曲折坎坷，但从长期看，这一历史时期无疑是硕果累累的。很大程度上，中国之所以能够坐上全球制造业中心的宝座便是此间的产物，一方面得益于乡镇企业发展的积累，另一方面，在1990年代世界范围的制裁威胁下，工业被迫尽可能地形成闭环，这也让中国形成了足够长的制造业产业链，集纳了丰富的上下游环节。

你看，虽然经历了很大的困难，甚至看起来更像是危局的“意外”产物，乡镇企业还是在夹缝中焕发了活力，完成了重要的历史使命。

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发生在1990年代，那时我们同样遇到了严重的问题。

其实，当经济出了问题时，老百姓能直接感知到的无外乎两件事，一件叫就业，一件叫物价，就业与失业率相关，物价与通胀率相关。如果说前面1980年代，经济挑战的直接表现是就业的话，到了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我们重点要说的就是通胀。

先摆数据，1988年和1989年中国曾经历了一轮高通胀——1988（18.8%）、1989（18%）（2017年，我国年通胀率为7.5%）

年通胀18%是什么概念？相当于什么事没干，每年工资平白无故少了18%。再形象点，根据国家物价局出版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 年，在国家计算零售物价指数的 383 种商品中，动价面达95%以上，全年零售物价总指数比去年上升18.5%。

年轻人们可能对1988年的抢购潮没什么印象。当时，因为价格双轨制的弊端日益明显，中央在上海试点，希望尽快让物价转向市场单轨制，但局面却很快失控，上海的物价开始脱缰上涨，并进一步传导至全国，人们疯狂抢购，从袜子、布、盐，到电视机、电冰箱、洗衣机，进而诱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中央不得已调整政策，再次提出“宏观调控，治理整顿”的方针。

直到1990年6月，物价指数降到了3.2%，抢购风潮画上句号。但随之而来的，则是透支后“硬着陆”带来的消费持续低迷，老百姓更愿意把钱放在银行。

这是国内，那国际环境又怎样呢?

钱其琛曾在回忆录中将上世纪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的那段时间，描述为他任外长十年期间，中国外交最艰难的时期。那时，国际风云突变，北美、欧洲等西方政府纷纷宣布制裁中国，世界范围内也掀起了反华浪潮。虽然在1990年，部分国家陆续恢复了和中国的接触和正常经贸关系，但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无论对内对外，当时的中国有多困难。

在最困难的时候，1992年邓小平的第二次南巡讲话，强调坚持改革开放，肯定特区发展，鼓励“闯”“冒”的精神，坚持引入外资。这些定调和举措在当时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中国民营经济改革和经济改革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

在那个节点，一个重要的行业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市场化和民营化的过程。这个行业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也就是大家讨论最多的房地产行业。

很多人即使没经历过，也会知道原来的住房都是国家分配的。1990年初，为了拉动经济增长，房地产行业被开放给了民营。彼时，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已经摸索了10年。但在过去，除开1988年的严重通胀大大挫伤了改革的进度，一些关键政策的缺失同样影响了改革的步伐。

1990年开始，为了拉动国民经济，一系列政策火速出台，这些政策确立了土地使用权有偿出让的制度，又提出完善住房融资体系，特别是将金融引入到行业的决定让房地产一下子迎来了全新的局面。

1992年初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之后，中央向全国传达了《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提出加快住房制度改革步伐。整体的政策环境宽松下，全国各地数千亿资金流向了海口、广西北海等南方沿海城市，直接带来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有记录的首次房地产热。

外资和民资开始在住房行业的市场化进程中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角色。1992年，海南全省房地产投资达87亿元，占固定资产总投资的一半。同年，海口市经济增长率高达 83%，海南全省财政收入的40%来自房地产业。

虽然，几年之后，房产泡沫迎来一次惨痛的破灭，但正是以此为契机，房地产市场化开始进入快车道，民营资本也在摸爬滚打中，开始扮演起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三个例子，一个道理

上面我举了三个例子，其实想表达的是一个简单的规律，即在面对内忧外困的局面时，国家会找到更多的方法，来解决跟老百姓相关的重大问题，不管是增加就业、提振经济、缓和通胀，还是应对国际危机。即便可能不是原本的计划内，或是原本的计划初衷，但几乎没有例外，国家会打开垄断性市场，鼓励外资，引入民企。

事实上，从改革开放的40年来看，每一次在出现经济挑战的特定历史时间点，都会迎来垄断性市场的市场化开放和改革的时间点，如果你用足够长的时间维度去分析，你会发现：

垄断市场一旦被打开，即便大多会经历一个“进一步退半步”的过程，但是拉长时间维度去看，一定都是走向开放的;

开放的过程，往往是同时鼓励外资和民营企业进入。而长周期来看，在这些被开放的行业，最终多是民营企业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了政策原因，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跟本土结合紧密、生存欲望强烈;

如果顺应国家为应对内外危机所做出的经济结构调整，民营企业将迎来巨大的长期机会，但每一次的拐点都会伴随巨大的焦虑、悲观和争议，因为调结构第一意味着处于内忧外患，第二意味着换了跑道。这是正常的，也是历史上反复发生的。

那么，现在呢？

回到当前，中国面临的内外在问题也很明显。这套逻辑还适用么?

其实我们已经可以嗅到一些信号了。

很多人也许都关注到了2018年7月的一则新闻——中国放宽汽车行业外资股比限制，特斯拉成为第一家在华独资建立车厂的外企。

消息的宣布是个巨大的震动。因为，这是一件突破中国历史政策极限的事情。几十年来，外国汽车品牌在华建厂，一定要与中国企业合资，即便是为了引进技术，外资的占比也不能超过50%。同样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曾在特斯拉第二季度财报分析会上指出，上海超级工厂的资金来源计划“利用中国本地银行提供的贷款”。

大家可以想一下，特斯拉独资车企获批，最先受影响的会是谁?多半是之前享受这个相对垄断市场保护的国企。有媒体源引知情人士消息称，特斯拉上海工厂直接开出三倍工资抢人，挖走了上汽一大批技术人员。

很大程度上，在内忧外困的背景下，对内我们需要降杠杆去泡沫，解决经济结构问题，对外我们要应对贸易战，所以国家需要打开市场欢迎外资，用市场换时间和合作伙伴。这个小信号背后反映了一个长周期的政策风向。其实跟1992年那个时点，邓小平南巡讲话发表“坚持改革开放”、“多搞点‘三资’企业”的重要表态，是相似的。

与开放外企独资建车厂类似的是2018年9月份媒体热议的海湾石油三元里加油站，虽然事后被证实，其背后股东仍是内资，只是拿了海湾石油的品牌授权，仍然可以被视为对外资加油站开放的注脚。

这两条新闻背后，有一个共同的政策背景，即2018年6月底，国家发改委、商务部发布了《外商投资准入特别管理措施（负面清单）（2018年版）》，负面清单由原来63条减至48 条，共在22个领域推出开放措施。新政于2018年7月28日起实施。

如果仔细看下清单内容，相信大家肯定会有所惊喜，比如在能源矿产领域，国家就取消多项外商投资准入限制，包括电网、加油站、新能源汽车、特殊和稀缺煤类、稀土与石墨等。除此之外，市场开放的范围还包括铁路、船舶、通用飞机、粮食收购批发、银行、证券、期货、寿险等，越来越多的领域开始放开外资股比限制。

9月20日，打开金融业的声音也有了。李克强总理说，3年后会有外国企业获得中国金融业全牌照全股比经营资格。

可以说，随着中国加入WTO进入第18个年头，越来越多曾经垄断性的行业开启了市场化进程，无论是为了兑现当初的承诺，还是现实环境下的必然选择，一旦这些超大型的垄断行业开始开放，政府无论从市场规律还是国家形象的角度，都不再可能公开地通过大幅度的政策倾斜和补贴来维护国企的垄断性地位。那么，往后看十年内，谁最有可能在日渐开放的市场环境里获益，就只有三个选项——国企，外企，还是民企?

离开了长期依赖的补贴和倾斜，国企需要先完成自身的调整，那么就只剩下两个选项，要么让外企挣钱，要么让生存欲望强烈的民企来挣钱。之前40年的经验表明，一旦越来越多体量庞大的垄断行业走向市场化，从长期看，即便可能出现我们说的进进退退和反复的过程，最终更多的是民营企业的机会。

比起我们上文提及的1980、1990年代的那两次拐点，迎来了流通与餐饮，以及房地产业的民营化，也收获了乡镇企业的诞生和发展。

中国今天所处的局面显然没有更糟糕，我们现在之所以有很多的焦虑，是因为大家往往站在今天看明天。如果我们把视线放地更长，争取能站在五年后回看当今中国，如果历史的规律不变，大概率上，我们依据在2018年后半年看到的这些国内外的情况和信号，可以预判，当下正是一个周期五到十年的拐点时期的起点。

对于我们股权投资行业来说，我是很乐观的。越来越多像火箭这样原本由国家垄断的行业都向民营开放了，虽然可能经历进进退退，但开放的过程不可逆，这对民营企业们是好机会，对我们这些致力于新经济的长期投资者来说，也一定是很好的机遇，因为在新经济结构上涉及到长期投资的各种事情都会好。

最后，我想说，如果大家只通过看朋友圈文章（甚至就扫一下文章标题）来看中国的政治经济问题，肯定会被焦虑所困。理解为什么在今天这个节点上发生这样的事情，比附和别人给事实赋予的情绪更重要。真正能治得了我们的焦虑症的，是用更加长期的眼光去看待中国今天的问题和机会。

总结：

1、我们站在了新的拐点，危与机并存。过去40年里，每一次我们遇到内忧外困，无一例外，解决方案都是：实行市场化开放、欢迎外资、允许民营企业参与。

2、垄断市场一旦被打开，即便大多会经历“进一步退半步”的过程，但是把时间维度拉长去看，一定都是走向开放的。从长周期来看，在这些被开放的行业，最终多是民营企业占据了重要地位，除了政策原因，更重要的是它们往往跟本土市场结合紧密、生存欲望强烈。

3、从未来五到十年来看今天，目前正是民营企业获得长周期发展机遇的新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