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两天，马云就要在杭州举行阿里集团CEO的交接仪式了。

现在衡量企业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志是你有没有宣布退休， 并且“要把世界和位置让给年轻人，然后辞去CEO专任董事局主席，从此认真生活快乐工作”。

以马云与史玉柱为代表，怎么这些个50岁上下的企业家在事业巅峰就突然要高调退休了呢?

真的退休吗?他放假我信，他放下我不信

从之前的柳传志说退休、王石说退休，可以看清楚的是，这些企业家的退休与传统意义上的退休不一样，绝对是退而不休：从日常管理工作中退出来但还牢牢把握公司管理的大权，或者是从这件事退休又从另外一件事里面重新上岗。

王石虽然一直说退休，但他还是万科董事长，重大决策还需要他一锤定音。柳传志的退休也只是从联想集团退休，但他又在联想控股下了更大一盘棋。

在采访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时提到马云退休，郭广昌回答说：马云的退休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退休，外界的错误解读是因为他们没有站在马云的高度，没有理解马云的精髓。

马云和史玉柱式的退休看似退了，但在公司内部并没有什么变化。比如阿里巴巴新的管理体系是由战略决策委员会和战略管理执行委员会两个核心单元构成的，马云负责前者，由于25个事业部相对独立，由新任CEO负责的执行委员会会有多大权力?这和50年代末60年代初毛主席退居二线有异曲同工之妙，大权还掌握在他们的手里，只是不用每日辛苦早朝了。

所以，马云说退休，我是100%不信的，且断定他不会退休，先抛开他需要阿里巴巴胜过阿里巴巴需要他这个前提，马云是个要干大事的人，他还有数据、金融、物流的三大构架要做，所以嘛，他放假我信，他放下我不信。一个整天游山玩水做寓公的马云是很难想象的，他怎么会在49岁的时候放下呢，他说退休就是撒娇。作为成功企业家和公众人物，这么高调的四处讲退休需要商榷。

大佬们的退休模式

综合来看，目前大佬们的退休模式有这么几种：

一、彻底退休。这是真正的无官一身轻，也就是我们所说的真退休，这是自然规律下的正常退休，如美的何享健等第一代企业家们，这涉及了另外一个话题——交接班与财富传承。

二、被动退休。资本方和咨询师们极力鼓动企业的创办者，在公司成长到一定高度后离开——尤其是那些家族企业更是受这种思潮影响甚深。此类观点是，这些企业家们跟不上企业发展的步伐，创始人们要退下去，职业经理人要走上来。我的EMBA校友就是这样的例子，在过去15年公司发展到了十个亿的规模，引入资本后，被迫离岗退休把公司交给新请来的职业经理人打理。KAPPA的陈义红也是，从李宁出走后，花了几年时间把企业做上市，发展也还顺利，结果在咨询公司的鼓动下从阿迪达斯请来职业经理人，自己退休去享受生活(结果，在之后KAPPA遇到危机，陈义红再度复任)。

三、先退休再创(就)业。这是一个非常好玩的退休模式，在外企和互联网企业出现这样的情况居多，很多时候宣布退休的人都不在退休年龄也没有退休安排，只是离开原来公司的一个借口。比如毁誉参半的唐骏，他接连从微软、盛大、新华都退休，但都在退休后不久又再就业。在去年，土豆网的创始人王微在把公司卖给优酷后不久也宣布退休，不到一年时间又重出江湖继续创业，这一类的退休充其量只是辞职的另一个体面说法而已。

四、享乐式退休。这主要是那些公司被并购或上市套现后退出的企业家们，他们基本上都是辛苦一阵子享乐一辈子的信徒，说老实话他们的思想很朴素就是创业赚钱，在企业发展到达爆发点后就快速离场，我的一个朋友不到50岁，创业十年把公司卖了2个亿后彻底退休，带着太太已经走了150个国家了;另外一个朋友赶上SP的热潮把公司做了几年卖了4000万美金，当年操控企业的手现在用来驾驭美女香车游艇飞机，据说前阵他也在海南，我说的不是博鳌，你懂的。

五、说退还留的民国式下野。马云史玉柱王石冯仑们的退休基本上都属于这个模式，退的是CEO这个日常经营的职位，留任的是董事长这个决策拍板的职位。这类退休模式有点民国时期政治人物下野的意味，这个当然是我的一点小人之心了。熟悉民国史的都了解，政治人物经常会采取以退为进的下野方式，把自己置身在一个不被关注的位置上，或者脱离正在形成的争斗漩涡中，然后规划一盘更大的棋。对于马云的退休，我一直暗自揣测，他到底要做一件什么样的大事呢，如果哪位有心人把选择这一类退休模式的大佬们做一个跟踪采访，应该会有更多收获。

除了这几种退休模式外，还有坚决不退的。这是一群比较典型的企业家群体，他们都是1940年代出生，属于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企业家们，他们从创办企业开始就没有想过有一天会退休。比如华为的任正非创办华为25年还在保持艰苦奋斗，联想柳传志在辞去联想集团董事长时就说过“辞职不是卸任，是为了做好联想控股，那有更繁重更有意思的工作等着我做。”连续三年中国首富、现年68岁的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庆后在接受《全球商业经典》采访时说，”工作就是享受，要是让我退下来，说不定明天就得老年痴呆症了”。对宗庆后来说，工作与生活没有界限，做人和做事密不可分，活到老，干到老，除了工作，他没有任何休闲时间。

台湾的企业家张忠谋今年也八十多岁了还身兼董事长与CEO，经营之神王永庆更是92岁不退休，在巡视美国业务时病逝。在国外除了硅谷的那些新贵整天嚷着39岁退休，还有为数众多的企业家不退族，维亚康姆CEO雷石东今年都八十多岁，新闻集团CEO默多克今年也七十多岁，他们都还整天工作而没有一丝退意。

从目前来看，宣布退休的都在台前每天忙碌搏版面，没有宣布退休的都在幕后默默工作。对退休这点事，大家也都别当真，就权当他们在原单位换了一个工作，换了一个工作方式而已。这好比娱乐圈的明星，高兴退出不高兴也退出，高兴复出不高兴也复出一样，他们都是有非常精准的计算。

涌动的退休思潮

虽然马云和史玉柱们目前的所谓退休都只是辞任CEO脱离具体的日常管理，但他们的这种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退休言论，以及一批知名度次之的企业家的退休潮确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这股退休潮从IT界开始逐渐向整个企业界蔓延。

最近有不在少数的企业家在和我交流的时候表示，早上打开电脑看到马云要退休，中午吃饭时打开电视上看到史玉柱要退休，心里想马云是1964年的，史玉柱是1962年的，人家的企业家做到那么大了都退下来享受生活，我们年龄也都50岁上下了，公司也有几个亿规模了凡事还在亲力亲为，是不是该考虑退休了?

远东控股董事局主席蒋锡培今年50岁，从1990年创业起就一直拼杀在一线，面对企业家们的退休思潮，他非常不解：参加博鳌论坛，我经常碰到年逾八旬的国外企业家，有些早已扬名世界，仍奔波在会场内外。而很多五十岁上下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私下里都在谈论如何早点交班退休，反差很强烈。为什么我们很多中国企业家正值盛年却想激流勇退呢?

企业家正当壮年时就要急流勇退，考虑退休或正在退休，这绝非国家之福。

《创业家》社长牛文文认为，这一批企业家是当今中国社会名符其实的高富帅人群，但他们和整个社会一样，今天似乎同样被迷茫、不安全感和浮躁笼罩，并因此出现三种情绪：第一种情绪是太苦太累。总有一些企业家英年早逝，总有一些员工猝死，我们这个人群似乎已经过劳，应该停下来松口气。很多人因此进入高富帅节奏：前半生奋斗，后半生享受。第二种情绪是愤青。无论读企业家的微博，还是和他们交流，经常感觉他们淤积太多的受迫害感、不公正感。这种情况全世界少见：高富帅人群集体吐槽对社会的不满。第三种情绪是明哲保身急流勇退。中国社会存在很多问题，商业环境相当不完善，有些人因此考虑卖掉公司或者移民。

不可承受之轻

牛文文所说的三种情绪精密的解构了当下的企业家退休潮。我们的企业家们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很多都是缺乏企业家精神的，多数只是生意人和商人，每天都纠结于把企业当猪养还是当儿子养，而没有去思考做企业的真正意义和背后肩负的责任与使命。创办企业的原动力仅仅是改变个人生活品质，做企业的过程也就是一个赚钱守财的过程，最大的问题是他们没有在这个过程中进化出企业家主张。在没有兴趣和爱好的灌注下每天的工作对他们来讲没有乐趣仅仅是苦逼的劳作，在企业赚到钱后便开始考虑如何边奋斗边享受，进而只享受不奋斗，这种心态下的企业家们普遍兼具创一代的苦出身和富二代的享乐思维。

不在少数的中国企业家长期处于“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的阶段，在企业进入平稳期走得比较顺，看似没有危机和挑战时，实际上已经有一只脚陷入了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的境地，他们开始反思人生的意义，于是他们从创业时的7*24(每周工作7天，每天工作24小时)，到现在的把机会让给年轻人退出一线脱离日常管理;他们认为工作是为了生活，于是他们开始嘲笑那些每天专注于工作而看似没有生活的企业家，难道90岁的时候还要开早会吗;他们开始提倡快乐人生，于是他们从过去的艰苦奋斗到现在游艇美女香车美酒;他们要成为没镁光灯下的社会企业家，于是他们的时间由过去的花在客户、业务和团队上，到现在的出现在各种论坛各种圈子各种饭局上;他们看到了资本的力量，于是他们看不上赖以起家的业务，开始给自己冠以投资人的身份，美其名曰用资本撬动实业。

我有一个企业家朋友，过去的十五年每天兢兢业业的工作，企业做得非常大非常好，后来他读了EMBA后，他发现除了每天辛苦的工作还有更多的活法。我发现他变了，对红酒能喝会品且对国外的一些酒庄能说得头头是道;在上海的时间多过在他公司总部的时间;嘴里开始冒出来LP、PE，上市这些时髦事;开始热衷于去美国抄底房地产，据说在上海有了第二春且处于与第一春换季的战火阶段。我和他公司的一个副总有过一次深谈，这个副总告诉我，老板从过去的经常见客户到现场已经上升到只看报表的阶段了。

说老实话，当时我就很警惕：做企业和开飞机不一样，上升到一定安全高度后就可以设自动模式了，企业的经营活动不是一条直路而是永远在爬坡，如在海中航行看似平静但总有惊涛骇浪和处处暗礁，如果企业家不把精力用在公司上，一定会出问题的。尤其是企业家们”人到中年，企业看似直路实际还在爬坡的过程，要转化跑道“这是很危险的。果不其然，这个企业后来经营的很不好出了很大问题，现在这个朋友正四处救火，但和他通过几次电话，发现他回不到过去了，他在用新方法处理老问题，结果老问题正在逐渐成为大问题。

李宁公司创始人李宁和KAPPA创始人陈义红也是比较好的例子，李宁在李宁公司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选择退出，到香港置业享受生活等等，殊不知李宁公司在之后的几年出现了一系列大问题，最后只能重新复出，但他现在的心态和状态还能回到当年的创业激情中吗?KAPPA创始人陈义红在公司上市业务稳定后也选择退休，最后还是在感慨“经理人干不过生意人，只有创始人才能用好职业经理人干过生意人”中回来处理巨大的库存和带领公司回到向上的跑道上。

互联网行业的第一批创业者，搜狐公司CEO张朝阳也经历过这样的阶段，回国创业奋力把搜狐做上市进入第一阵营，身处巅峰中急流勇退，于是开始注重养生做瑜伽，要活到150岁，买游艇去度假减少工作时间并且要重活20岁。但他发现在他经历“生命不可承受之轻“的这个阶段时，外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BTA已经形成，微信和移动互联网让PC互联网介入辉煌和毁灭之间，媒体版面上报道的都是张朝阳过去的下属或者他不认识的那些人，如果张朝阳还按照一些治大国如烹小鲜的动作，在残酷的赢家通吃，输家一无所有的互联网法则下，搜狐将会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张朝阳作为引领一时的先锋人物怎能漠视自己成为过去时，只有复出自任搜狐的产品经理，让搜狐能够重回一线。

做企业不是登珠穆朗玛峰，你登上去了就成功了，做企业更是一山更比一山高的攀爬游戏，你以为你到达巅峰，但实际上这只是前面的这座山，顺着山脉过去那座山更高。只要开始了就不要想着退出，要退出就是真的全退出，再不玩这个游戏。

很多人都说身体是革命的本钱，但对很多企业家来说，革命是身体的本钱，如果你不革命不工作，要这身体干什么。美女虽好看看就行，再好的美女都是碳水化合物。

企业家精神的重塑

企业家们无论是退休、复出还是坚持，都是他们自己的人生选择，这都是需要我们的尊重的，但我更尊敬那些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胸怀与使命感，从而给企业界带来正能量传递价值观的企业家们。

复星集团董事长郭广昌在复星20年之际选择再创业，并承诺在未来20年不提退休两个字(今年46岁的郭广昌，意味着要工作到66岁还不言退)。在接受《全球商业经典》采访的时候，郭广昌说我想通了，未来20年，我不提退休两个字。我一定会保持我的创业精神，我们一定有能力、有信心、有干劲把复星带上一个新的高度。

此前，小米公司副总裁黎万强和我讲起小米公司创办的过程，让我非常振奋。一群功成名就的牛人重新做了一个公司，能够比创业公司做得还彻底，成本控制得极好，产品做到极致，在初期包括雷军在内全员都是6*15的工作时间(每周工作6天，每天工作15小时)。当时我问黎万强，雷军做了金山这样的上市公司，投了非常多的十亿美金公司，按照正常的理论他可以做个很潇洒的投资人，他为什么还要做小米，这么拼命工作为什么?黎万强说，雷军一直有个梦，要做1个百亿美金公司。一个本来可以过舒服日子的雷军，却选择艰难，去做看似很难做好的铁人三项的小米。

还有苏宁集团董事长张近东，做为一个深耕于传统经济的企业家，在面向新经济来袭后，他本可以如其他企业家一般，苏宁继续做，然后拿出大笔的钱去做资本运作，与那些互联网新贵们结盟，但他却选择走一条传统与新经济结合的路，苏宁的抗争与超越让他获得了广泛尊敬。苏宁云商不论成败都是值得我们尊敬的。

中国目前存在很多问题，有一个问题是核心之一：企业家们陷入了“不可承受之轻”，放弃持续的奋斗，或者对于长期奋斗的态度不够坚定。急流勇退的思潮、只问收获不愿付出的倾向，是企业家精神的毒瘤。那些赚一大笔钱就想退休的人不会是伟大企业家，真正的企业家字典里是没有”退休”两个字。

郭广昌在复星集团2013年工作会议上说到，“选择退休还是再创业，这的确是个问题。有时候觉得很累，何必呢?也不缺什么，生活质量好像比较差，该怎么安排自己的生活?我们20年前，很年轻，现在好像也不年轻了，都45岁了，也快奔50了，这就是所谓的世界观、价值观的问题。我感觉，做企业的人完全靠钱，真的很难一直保持创业的冲动。光靠荣誉、肯定，也不是长远的。其实真正的动力，一定来自于你内心深处。你真正认为这样做是有价值的。”

张朝阳复出后也说“以前我曾经认为，越有钱，越有名气，就越幸福。但是经过这两年的闭关，我认为钱多不是幸福的保证，钱多少跟幸福没关系。我这么有钱，却这么痛苦。越有钱、越成功如果没有管理好自己，往往更容易让你陷入精神的痛苦。”

回到原点，是稻盛和夫给中国企业的一句忠告。我们的企业家们确实要回到原点，回到创业最初的心态和状态中，继续保持长期奋斗的企业家精神。我认为无论退休也好，假退休也好，或者半退休也好，一定要认真的考虑什么是企业家精神。

中国的企业家们，这群被上帝选中的人，被历史机遇所造就的过程获得了超乎常人的资源分配，这就需要这个群体在未来承担更多责任。如果他们陷入在“生命不可承受之轻“中停下来不工作了，那对整个中国来说可不太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