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既然提拔范仲淹、韩琦、富弼等人，每次召见他们，必定会以没有提交使国家太平之策批评他们，多次下命令要求他们上奏章提出解决问题的工作方案。参知政事范仲淹对一些人说：“皇上把我晋升到这样高的职务，对我非常好。但是朝廷事务有先后之分，有些事务是历史遗留下来的，改革弊端，则国家能长治久安，这项改革工作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宋仁宗再下手诏命令，又在天章阁召开座谈会，给他们赐坐，给纸笔，要求他们当场写好改革政务的的奏章。范仲淹的“庆历新政”失败的原因，是宋仁宗急功近利造成的。当时，天章阁的会议上，范仲淹、富弼都惶恐避席，退立上奏十项改革事项：一是严明官吏升降。二是限制官僚滥进。三是严密科举取士。四是慎选地方政府长官。五是重新规定官员按等级给以一定数量的职田，调配给缺乏职田的官员，以“责其廉节”，防止贪赃枉法。六是重视农业生产。七是均赋税，宽徭役。八是整治军备，恢复府兵制。九是严肃对待和慎重发布朝廷号令。十是落实朝廷的惠政和信义。范仲淹等人向皇帝提出这十项改革措施后，宋仁宗才相信范仲淹等人能办好改革这件大事，于是把这样措施，都著为命令颁布下去要求执行与落实。整治军备中的恢复府兵制，很多大臣共认为不可行而停止实施。“庆历新政”由此揭开了序幕。

       庆历三年九月，郑戬检举庆州知州滕宗谅前在泾州任职时浪费了公款，监察御史梁坚也向朝廷弹劾滕宗谅浪费政府的钱，朝廷下诏书命令博士燕度前往邠州调查此事，调查结束后，朝廷调任庆州知州滕宗谅为代理凤翔府知府。滕宗谅就是滕子京，字子京，是范仲淹的好朋友。所以，范仲淹上奏为滕宗谅求情说：“监察御史梁坚上奏弹劾滕京谅在泾州低价购买百姓的牛驴，犒劳士兵。我认为去年葛怀敏兵败后，胜利的西夏人进军，西州军官员受到惊忧，没有应付的办法。泾州当时没有守兵，西夏军已到渭州，滕宗谅征用百姓中年青强壮者几千人入泾州中防守，当时天气寒冷，军情愁惨，得到滕宗谅的支援军队，并且军粮充足，边防官兵们众心大喜。滕宗谅虽说没有大的军事功劳，然而他很明显是急难之时需要的人才，所以我举荐他担任庆州知州一职。他匆忙急迫地收购牛驴犒劳军队，纵有价格上吃亏，但情有可恕。现在一旦驱逐他如同驱逐一个小官吏一样，以后的主官将帅，哪个敢便宜行事，见机行事?我想请求朝廷派遣范宗杰在邠州调查此事，如果滕宗谅有贪污挪用公款进入自己的腰包或者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我愿与滕宗谅一起接受朝廷的处分。”

       庆历三年十月，朝廷采纳富弼、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任命盐铁副使张昷之为河北都转运按察使，任命知谏院王素为准南都转运按察使，任命盐铁判官沈邈为京东转运按察使。范仲淹、富弼等人上奏说：“现在京官与地方官员虽然多，然而与陛下共同治理天下的人，唯有地方政府官员最重要。以前对官员不加以正确选拔，没有才能的、贪污腐败的、年老懦弱的，一切按照规定任命，其中良吏一百人里面没有一二个，使得天下赋税不均，司法不公平，水旱天灾得不到救济，盗贼得不到惩治，老百姓无处申诉告状，想要民众不思叛乱，这是没有的事情。想要拯救现状，莫若任命理想的地方政府官员，想要得到理想的地方政府官员，请陛下下诏书让两府精选监察官员转运使。任命了理想的转运使，委托与授权让他们逐路自择知州；任命了理想的知州，委托与授权让他们逐州自择知县。其中不能任职干工作的知州、知县，上奏罢免掉。仍然命令知州、知县等地方政府官员久任，不轻易更换，其中工作成绩优异的，可以晋升职务。这样做可以官修政举，朝廷只要进行宏观管理就可以把国家治理好。”宋仁宗采纳了范仲淹等人的建议，于是张昷之、王素、沈邈等首选为转运按察使。

       范仲淹上奏说：“我见在朝的京官、使职的大臣、侯补的官员等呈上陈述事实的文书，或者评理自己劳苦的功绩，或者因为过去所犯的错误进行申诉冤屈以求洗雪，或者陈述请求差遣职务，这些事理分明可以行得通的，可停止的，则朝廷有所指示。内有中书省、枢密院没有见到相关根由文字依据及害怕审官院、三班院、流内铨分别引用已有的事例作为自己行动的依据或借口，难以赐予和剥夺的，多批示送往逐司，其逐司见到审批报送的文字报告，没有赐予和剥夺的，便不施行，这样做称为“送杀”。长此以往，官员、使职的大臣多次呈上陈述事实的文书，不能结束，转成了搁滞。我请求陛下特降圣旨，今后凡是有呈上陈述事实的文书，请逐司主要负责的官吏仔细审阅研究，如果内有适合施行的，立即审核议定，具体条例按实际情况作出选择与取舍，再向上级进呈。报送中书省、枢密院进行考虑、分析，然后等候旨意。如果不可以施行的，也请逐司通知本人是什么原因与理由不采纳，可以避免官员、使臣、候补官员等重复呈上文书，烦忧圣听。”宋仁宗同意了范仲淹这一请求。

       庆历三年十一月。初，一些盗贼势力在准南地区烧杀抢掠，将要抢劫高邮地区，知军晁仲约分析不能抵抗这群盗贼，就通知当地有钱的居民拿出个人金银财帛，准备好酒肉，派人迎接与慰劳这群盗贼，并且厚赠钱财给他们。盗贼们收到赠送的钱财，非常高兴，就离开了高邮地区，没有在此烧杀抢掠。这件事情，让北宋朝廷知道了，枢密院副使富弼在会议上认为应该诛杀晁仲约，治其通盗之罪。而参知政事范仲淹想要宽恕晁仲约，两人各持己见在宋仁宗面前争论起来。枢密院副使富弼说：“盗贼公然抢掠，作为镇守一方的官员不能战守抗拒盗贼，反而安排百姓用钱财赠送给盗贼，按照我国法律当诛杀，不杀则以后郡守官员中就没有人肯守城护民了。”参知政事范仲淹说：“郡县有守卫的军队足以守城，遇到盗贼不抵御，按法律规定应该诛杀，但是高邮地区无一兵一卒，按道理来讲，晁仲约应该尽职尽责战守，然而情有可恕，杀了他不是当时立法的本意。”宋仁宗打消了疑虑，同意了范仲淹赫免晁仲约的建议。

    作者简介：李文武，著名管理学家。《博锐管理在线》《中华品牌管理网》《中国管理传播网》等知名管理网站专栏作家。又是多家媒体与网络作家。研究：历史、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