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习录一：

 

爱问：“‘在亲民’，朱子谓当作‘新民’，后章‘作新民’之文，似亦有据。先生以为宜从旧本作‘亲民’，亦有所据否？”

先生曰：“‘作新民’之‘新’是自新之民，与‘在新民’之‘新’不同，此岂足为据？‘作’字却与‘亲’字相对，然非‘新’字义。下面‘治国平天下’处，皆于‘新’字无发明。如云‘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如保赤子’、‘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之类，皆是‘亲’字意。‘亲民’犹如《孟子》‘亲亲仁民’之谓，‘亲之’即‘仁之’也。‘百姓不亲’，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所以亲之也。《尧典》‘克明峻德’便是‘明明德’，‘以亲九族’至‘平章’、‘协和’便是‘亲民’，便是‘明明德于天下’。又如孔子言‘修己以安百姓’，‘修己’便是‘明明德’，‘安百姓’便是‘亲民’。说‘亲民’便是兼教养意，说‘新民’便觉偏了。”

 

    管理借鉴：“作新民”是自新之民的意思，“在亲民”是亲近民众的意思。“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这可理解为君子一样的管理者贤而重情，重爱情、亲情、友情，关心爱护员工之情。君子重情，所以会体恤下属与员工，并且把下属与员工当成自己的亲朋好友一样，所以下属与员工都乐为其所属，乐为其所用。“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这可理解为小人一样的管理者为了自己的快乐而重利，把金钱利益、物质利益、政治利益放在一切的首位，有时还做出损公肥私、损人利己的事情。既然小人一样的管理者重利，那么就不会关心员工的死活，以唯利是图为核心，员工能给予他好处与利益，他就亲近；员工不能给予他好处与利益，那么他就会排挤他人，打击异己。“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这可理解员工们喜欢的，管理者要加强这种喜欢，给予这种喜欢；员工们厌恶的，管理者要去除这种厌恶，要化解这种厌恶，让厌恶的根源在企业不复存在。亲民。这可理解为管理者要关心爱护下属与员工，与他们同甘共苦，与他们同心同德，与他们肝胆相照，与他们风雨同舟、同舟共济。急员工之所急，想员工之所想，做员工之想做，充分调动员工的主观能动性。

 

传习录二：

 

爱问：“‘知止而后定’，朱子以为‘事事物物皆有定理’。似与先生之说相戾。”

先生曰：“于事事物物上求至善，却是义外也。至善是心之本体，只是‘明明德’到‘至精至一’处便是。然亦求尝离却事物。本注所谓‘尽夫天理之极而无一毫人欲’者得之。”

 

     管理借鉴：这里所讲的“知止而后定”，是指有明确的目标才能做到志向坚定。“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是指万事万物都有确定的道理。“存在即合理，跟“事事物物皆有定理”有相近的意思。在这里可以引申为，管理需要进行目标管理，企业有目标，则员工有目标，员工有目标，则利润有目标。没有目标的管理，管理者不知道要干什么，员工不知道要干什么，大家只知“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混日子过。在企业混日子，能混多久?这样的企业不倒闭才怪呢！企业要有愿景、有目标、有计划、有执行、有结果。各种管理理论多如牛毛，存在即是合理的，如果你懂得用，所有理论皆有用处，如果你不懂得用，所有理论都一无是处。至善，可以理解为完美与近接完美程度。那么，如何达到至善，如何达到完美，王阳明先生提出了从“明明德”到“至精至一”。“明明德”引申为要求管理者要明白自然规律，要懂得管理的真谛，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不要不懂装懂，不要懂点皮毛就冒充专家，那是不“明明德”的表现，而要能“明明德”，管理者要潜心学习，专心钻研，独立思考，才能掌握“明明德”所讲的自然规律与社会常识。“至精至一”引申为精到极点，专注到极点。“精”代表着企业要提倡工匠精神，做到精益求精，好了还要好，把产品做完美，做到极致；“一”代表着企业不要盲目多元化，不要贪大贪全，专注于专业化道路，把一个产品或者产品系列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做到全球企业都无法超越与替代、取代，那么就达到了“至精至一”的境界，那么就会让天下产品谁与争锋，从而成为行业领跑者，独占鳌头。

 

传习录三：

 

爱问：“至善只求诸心，恐于天下事理有不能尽。”

先生曰：“心即理也。天下又有心外之事，心外之理乎？”

爱曰：“如事父之孝、事君之忠、交友之信、治民之仁，其间有许多理在，恐亦不可不察。”

先生叹曰：“此说之蔽久矣，岂一语所能悟?今姑就所问者言之。且如事父，不成去父上求个孝的理；事君，不成去君上求个忠的理；交友、治民，不成去友上，民上求信与仁的理。都只在此心，心即理也。此心无私欲之蔽，即是天理，不须外面添一分。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只在此心去人欲、存天理上用功便是。”

爱曰：“闻先生如此说，爱已觉有省悟处。但旧说缠于胸中，尚有未脱然者。如事父一事，其间温情清定省之类，有许多节目，不亦须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不讲求?只是有个头脑。只是就此去人欲、存天理上讲求。就如讲求冬温，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讲求夏清，也只是要尽此心之孝，恐怕有一毫人欲间杂，只是讲求得此心。此心若无人欲，纯是天理，是个诚于孝亲的心，冬时自然思量父母的寒，便自要去求个温的道理；夏时自然思量父母的热，便自要去求个清的道理。这都是那孝诚的心发出来的条件。却是须有这诚孝的心，然后有这条件发出来。譬之树木，这诚孝的心便是根，许多条件便是枝叶，须先有根，然后有枝叶，不是先寻了枝叶，然后去种根。《礼记》言：‘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须是有个深爱做根，便自然如此。

 

     管理借鉴：心即理，就是我们的价值观要符合伦理道德的要求，成为对父母孝顺、对国家忠诚，对朋友讲诚信，对群众与员工们仁义的人。企业中的人都是有私心与私欲的。自私自利与欲望贪婪，使每一个从不知道满足，不知足，就不会快乐。我们可以观察那些经常抱怨连天，牢骚怪话满腹的人，他们就是因为个人私欲膨胀，个人欲望没有得到满足，所以在那里通过抱怨，来发泄这种欲望没有得到满足的情绪。王阳明提出人的思想与观念要去人欲。去掉个人自私自利的欲望，做一个大公无私的人，做一个以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公众利益、他人利益至上的人，以自己善良与完美的言行去符合真、善、美的天理。这里的天理是指真、善、美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企业的管理者与领导者要去人欲，存天理。要去掉私心与私利，要存养为企业服务与员工服务的天理。如果在去人欲，存天理上只是讲口里的，没有实际行动，这不是真心真意的表现。如果只是搞个表演秀，哄骗公众，虚假虚伪，也不是真心真意的表现。心到的人就会孝敬父母，忠诚国家，真诚待友，仁义治下，他们的表现是内心的真诚流露，是不掺虚情假意的。按照内心的指示去做符合伦理道德的事情，就会摒弃人欲，存养天理。天理得到昭彰，人性得到温暖，这个世间就会是美好与和谐的。正因为是真心真意地做事，所以才会发自内心地孝敬父母，发自内心地忠诚国家，发自内心地真诚待友，发自内心地管理下属与群众。企业的管理者与领导者只要真心真意搞好企业，才会发自内心地勤勉，发自内心地关心爱护员工，发自内心地做出好产品，发自内心友好地对待消费者。人的具体言行都离不开内心。具体行为反映内心世界。想什么就会说什么，做什么。所以，只要观察一个人的细微的言行举止，就能发现他的内心世界。内心世界和气，就会在接人待物上表现对他人友好、热情。内心世界爱人，就会摒弃人个欲望，从而存养天理，做出一些道德品质高尚的事情出来。

 

传习录四：

 

      郑朝朔问：“至善亦须有从事物上求者?”

 

先生曰：“至善只是此心纯乎天理之极便是，更于事物上怎生求？且试说几件看。”

 

朝朔曰：“且如事亲，如何而为温清之节，如何而为奉养之宜，须求个是当，方是至善。所以有学问思辨之功。”

 

先生曰：“若只是温清之节，奉养之宜，可一日二日讲之而尽。用得甚学问思辨？惟于温清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奉养时，也只要此心纯乎天理之极。此则非有学问思辨之功，将不免于毫厘千里之缪。所以虽在圣人，犹加‘精一’之训。若只是那些仪节求得是当，便谓至善，即如今扮戏子，扮得许多温清奉养得仪节是当，亦可谓之至善矣。”

 

爱于是日又有省。

 

    管理借鉴：“至善”是最高的善。这个“至善”要求人们达到最高的道德境界，从而实现“天人合一”的和谐与共存的状态。“至善”是道德规范的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从宇宙宏观到人类事物的微观，都有“至善”在生长，人类的具体一言一行都可以体现出“至善”出来。侍奉双亲是我们伦理中的“至善”，羊有跪乳之恩，鸦有反哺之义，百善孝为先。让生养我们的父母能够取暖纳 凉，有饭吃，有衣穿，不挨饿受冻，这是我们平凡人与普通人的“至善”。经营企业，面对的消费者就是企业的“父母”，是他们购买企业产品与服务，把企业哺育大。所以，企业要把顾客奉为“上帝”，尊为“父母”，以顾客至上，从而通过这种文化形式来回报顾客的“养育”之恩，还要制造出让顾客称心如意的优质产品，这是企业的“至善”。企业制造高质量的产品也好，还是顾客至上也好，这些都是在遵循宇宙中的“天理”，即大自然的普遍规律。“至善”在生活的点滴之中，在企业的日常管理之中，不需要什么大学问来指导，也不需要进行研究、讨论、辩论等逻辑思维来支撑，只需要有心、有情、有义去做就行了。心到则诚到，诚到则行到，人的道德品行与学问无关，与能言善辩无关，只需要人去做，那么就是从一点小事做起，从一点细节做起就行。作为儿女对父母的关心，从小事与细节做起就行，作为企业对员工的关心，从小事与细节做起就行，不需要什么礼节与仪式，不需要什么高深的学问。如果连孝敬父母，关心员工这样平常的事情，都需要搞个繁文缛节的话，那就如同戏子演戏一样，来个表演秀，搞个形式，走走过场而以，并不是什么真的“至善”。此“至善”是伪善。有些人在父母在世时，不赡养他们，不关心他们，在他们死后搞个风光大葬，这是“伪善”，而非“至善”。有些管理者，在员工没有辞职离开企业时，克扣他们的工资，不关心他们的死活，在他们辞职后却好话一大筐，笑容比阳光还灿烂，还信誓旦旦地许了一些诺言，这是“伪善”，而非“至善”。圣人的“精一”，是要求处世做事要持守“精研专一”。子女对父母的嘘寒问暖与赡养要真心真意，专心专一；管理者对员工的关心爱护要真心真意，专心专一；对待朋友要真心真意，专心专一；做学问要真心真意，专心专一；做工作与干事业也要真心真意，专心专一，这些都是存在于我们生活中的“至善”。

 

 传习录五：

 

爱因未会先生“知行合一”之训，与宗贤惟贤往复辩论，未能决。以问于先生。

     先生曰：“试举看。”

     爱曰：“如今人尽有知得父当孝，兄当弟者，却不能孝，不能弟。便是知与行分明是两件。”

     先生曰：“此已被私欲隔断，不是知行的本体了。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故大学指个真知行与人看，说‘如好好色’，‘如恶恶臭’。见好色属知，好好色属行。只见那好色时，已自好了。不是见了后，又立个心去好。闻恶臭属知，恶恶臭属行。只闻那恶臭时，已自恶了。不是闻了后，别立个心去恶。如鼻塞人虽见恶臭在前，鼻中不曾闻得，便亦不甚恶。亦只是不曾知臭。就如称某人知孝，某人知弟。必是其人已曾行孝行弟，方可称他知孝知弟。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便可称为知孝弟。又如知痛，必已自痛了，方知痛。知寒，必已自寒了。知饥，必已自饥了。知行如何分得开？此便是知行的本体，不曾有私意隔断的。圣人教人，必要是如此，方可谓之知，不然只是不曾知。此却是何等紧切着实的工夫。如今苦苦定要说知行做两个，是甚么意？某要说做一个，是什么意？若不知立言宗旨。只管说一个两个，亦有甚用？”

     爱曰：“古人说知行做两个，亦是要人见个分晓一行做知的功夫，一行做行的功夫，即功夫始有下落。”

     先生曰：“此却失了古人宗旨也。某尝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若会得时，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古人所以既说一个知，又说一个行者，只为世间有一种人，懵懵懂懂的任意去做，全不解思惟省察。也只是个冥行妄作。所以必说个知，方才行得是。又有一种人，茫茫荡荡，悬空去思索。全不肯着实躬行。也只是个揣摸影响。所以必说一个行，方才知得真。此是古人不得已，补偏救弊的说话。若见得这个意时，即一言而足。今人却就将知行分作两件去做。以为必先知了，然后能行。我如今且去讲习讨论做知的工夫。待知得真了，方去做行的工夫。故遂终身不行，亦遂终身不知。此不是小病痛，其来已非一日矣。某今说个知行合一，正是对病的药。又不是某凿空杜撰。知行本体，原是如此。今若知得宗旨时，即说两个亦不妨。亦只是一个。若不会宗旨，便说一个，亦济得甚事？只是闲说话。”

 

    管理借鉴：知与说是一回事，行与做是另一回事。知道一些为人处世的道理，却不一定采取行动去做一些事情。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不一定会做事，而且就算做了事，也大机率地做不好。知行难合一，说做难同心。多知不如多行，多说不如多做。在企业中识别人才时，那些口若悬河、舌灿莲花的，大多是语言的巨人，行动的矮子。不能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尊敬师长、团结同事的人，都是因为自己内心被私欲蒙蔽。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人，很少思考，懵懵懂懂，任意妄为，这是知少行多。喜欢空想的人，不肯切实躬行，做事不调查研究全凭主观臆测，这是知多行少。知与行是辩证唯物主义思想，知是行的宗旨，行是知的落实；知是行的开端，行是知的结果。知中有行，行中有知，知是行的基础，行是知的发展；知是行的条件，行是知的实施。知而不行，行而无知，必然会导致一无所成，甚至一事无成，也终身一无所知，甚至一无所获。不管是做企业的，还是做其他事情，都要知行合一，言行一致，并且克服各种困难，凭借坚强的意志持之以恒，才能有所知，才能有所行，才能有所得，才能有所获。

 

  传习录六：

 

      爱问：“昨闻先生‘止至善’之教，已觉功夫有用力处。但与朱子‘格物’之训，思之终不能合。”

      先生曰：“‘格物’是‘止至善’之功。既知‘至善’即知‘格物’矣。”

     爱曰：“昨以先生之教推之‘格物’之说，似乎亦见得大略。但朱子之训，其于《书》之‘精一’，《论语》之‘博约’，《孟子》之‘尽心知性’，皆有所证据，以是未能释然。”

      先生曰：“子夏笃信圣人。曾子反求诸己。笃信固亦是，然不如反求之切。今既不得于心，安可狃于旧闻，不求是当？就如朱子亦尊信程子。至其不得于心处，亦何尝茍从？‘精一’‘博约’‘尽心’，本自与吾说吻合，但未之思耳。朱子‘格物’之训，未免牵合附会，非其本旨。精是一之功，博是约之功。曰仁既明知行合一之说，此可一言而喻。‘尽心知性知天’，是‘生知安行’事。‘存心养性事天’，是‘学知利行’事。‘夭寿不贰，修身以俟’，是‘困知勉行’事。朱子错训‘格物’，只为倒看了此意，以‘尽心知性’为‘物格知至’，要初学便去做‘生知安行’事。如何做得”？

      爱问：“‘尽心知性’何以为‘生知安行’？”

     先生曰：“性是心之体，天是性之原。尽心即是尽性。‘惟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知天地之化育。’‘存心’就是没有尽心。‘知天’的知犹如知州、知县的‘知’，是自己分上事，己与天为一。‘事天’如子之事父、臣之事君，须是恭敬奉承，然后能无失。尚与天为二，此便是圣贤之别。至于‘夭寿不贰’其心，乃是教学者一心为善，不可以穷通夭寿之故，便把为善的心变动了。只去修身以俟命，见得穷通夭寿有个命在，我亦不必以此动心。‘事天’，虽与天为二，已自见得个天在面前。‘俟命’，便是未曾见面，在此等候相似，此便是初学立心之始，有困勉的意在。今却倒做了，所以使学者无下手处。”

   爱曰：“昨闻先生之教，亦影影见得功夫须是如此。今闻此说，益无可疑。爱昨晓思‘格物’的‘物’字，即是‘事’字，皆从心上说。”

   先生曰：“然。身之主宰便是心，心之所发便是意，意之本体便是知，意之所在便是物。如意在于事亲，即事亲便是一物；意在于事君，即事君便是一物；意在于视、听、言、动，即视、听、言、动便是一物。所以某说无心外之理，无心外之物。《中庸》言‘不诚无物’，《大学》‘明明德’之功，只是个诚意，诚意之功，只是个格物。”

                                                                              

      管理借鉴：“精研”的目的是精益求精地研究与发现，从表面向内纵深地钻研，做到由表及里，由外及内，从肤浅到精深，从点滴到全面，然后，领悟到为人处世与处理问题的真理与规律。在企业中，管理者要对管理问题进行“精研”，从中领悟到管理的真谛。“专一”是指专心致致地专攻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某一工作、某一项技能，一个人能够持之心恒地“专一”，经过十年以上的努力，成为学术上的专家不在话下。但是要成为某个学术领域的“大师”与“宗师”，则必须依靠天赋悟性，成为一家一派的创始人，成为某个思想学派的缔造者，而这种大师级与宗师级人物，往往被尊奉为圣贤，如中国有老子、庄子、孔子、孟子、韩非子、墨子等。外国还有苏格拉底、柏拉图、牛顿、爱因斯坦、马克思等。要想“专一”，必须“精研”，这个精研程度，也许要耗费时间，不是三五两年就能实现的，必需几十年的功夫，甚至是一辈子。凡夸夸其谈者，不安心钻研的人，经常在名利场中打滚中的人，都没有什么时间去“精研”到“专一”，所以，此类人物中多为江湖型的不学无术之徒。“博文”的意思是要求多读书、多学习，多汲取各种知识，成为知识渊博的学者。只有博学多才、知识渊博的人才能够称之为“博文”，“博文”的目的是探究事物的自然规律与发展规律，从而为社会、为国家作出自己的贡献。“约礼”是要求读书人要遵守礼貌礼节，并且以自己的“约礼”让更多的人受教育学会遵守礼貌礼节，改善社会风气，对天下进行教化。录用企业管理者，需要录取那些有知识、有文化的读书人，只有会读书的管理者，才会去充电学习，才会钻研如何管理好企业，并且学以致用地运用各种管理理论与管理原理来服务企业，来使企业获得生存与发展。

     《礼记?大学》八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这是“格物致知”的由来。“格物致知”的意思是：推究事物的原理，从而获得知识。万事万物都有其规律，这个规律可称之为“原理”。只有通过钻研事物的规律与学习事物的原理，才能获得知识，通过知识的作用，把自己的价值观纠正，然后才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就是不管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对国家、对人类，都需要知晓其事物的规律，并且利用所学所掌握的知识为社会与整个国家服务。不能“格物致知”，就不能齐家治国平天下。不管是理论联系实践也好，还是学以致用也好，都需要通过学习，从而掌握各种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不了解其基本规律，就会乱来，甚至于胡作非为、任意妄为。管理者进行 “格物致知”时，需要掌握各种管理的基本原理与知识，管理原理属于社会科学的基本规律。“尽心知性”是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与道德学说。“生知安行”是生来就知道天下通行的大道，从容安然地实现天下的大道的意思。多学些唯物主义的认识论与辩证方法，可涉猎一点唯心主义的认识论与道德学说，对此正反比较，从而更深层次地理解规律与原理。“生知安行”是指人的天赋异禀，那是极少数圣人才具有的天赋，是从“娘肚子”里就带来的的东西，而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是不可能“生知安行”的，都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与研究，才能够掌握各种基本规律，从而服务这个社会与国家。

 

传习录七：

 

      先生又曰：“‘格物’如孟子‘大人格君心’之‘格’，是去其心之不正，以全其本体之正。但意念所在，即要去其不正，以全其正，即无时无处不是存天理，即是穷理。‘天理’即是‘明德’，‘穷理’即是‘明明德’。”

     又曰：“知是心之本体，心自然会知。见父自然知孝，见兄自然知弟，见孺子入井自然知恻隐。此便是良知，不假外求。若良知之发，更无私意障碍，即所谓‘充其恻隐之心，而仁不可胜用矣。’然在常人，不能无私意障碍，所以须用‘致知’‘格物’之功，胜私复理。即心之良知更无障碍，得以充塞流行，便是致其知。知致则意诚。”

 

     管理借鉴：孟子作为会儒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有一句名言是：“人不足以适也，政不足与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君主总有错误的时候，总有决策失误的时候，有大仁大德的人，才能有资格去纠正君主的错误。可以引申为，那些作奸犯科、极端自私自利、思想邪恶的人是没有资格去纠正领导者的错误，因为他们的价值观与思想观念跟组织的发展格格不入，他们心想着是自己的蝇头小利，图谋的是损公肥私，他们不会真心诚意地关心企业的发展与否，不会真心诚意地关心领导者做得对错与否。如果听这些人的话，那么，就是搞垮企业的节奏。所以，对这些小人，没有必要去指责与非议。最重要的是领导者身边有大仁大德、德才兼备的贤才来进谏纠正领导者的错误行为。领导者正确了，组织的前进方向就正确了，领导者及时纠正自己的错误，那么，组织的危机与风险就小了。“格”在这里的可以理解自省与择人要正，只有正了，才能不犯错，才会不走歪门邪道。正是指语言与行为要正，要符合法律标准与道德标准。要带头遵守《宪法》与其他法律，要言行一致不做有损道德的事。自己正了，就能正他人；他人正了，就能正组织；组织正了，就能正天下。当天下得以教化，社会风气必须很好，公民素质就有了很大提高。所以，不要去指责与非议他人，从自己做起，自己带个好头，把自己搞正了，然后以自己言行来正他人。天理循环，大道广行，正的言行是符合自然规律的，是跟天理、明德一脉相承的。

   知是心的本体，心是知的迸发，心自然会去知。知与心是构建良知的基础，孝顺父母，友爱兄弟，救助他人都是良知在起重大作用。良知又是同情心、慈悲心、怜悯心的集合。良知是真、善、美的内延。良知是天使，无良是恶魔。只要不是被私心私欲蒙蔽了，每个人都多多少少有良知在心里。一个人有仁有义，那是因为他有良知的缘故。为什么要提倡“致知”、“格物”?因为可以通过“致知”与“格物”的思想作用，让大家去思考自身的良知，通过良知的拷问，从而去除私心妄意的障碍，复归天理。心中的良知没有私意的障碍，这样就能充塞与周流于心间，从而言行举止符合正道、正直，可以正己了。

 

 传习录八：

 

      爱问，“先生以‘博文’为‘约礼’功夫，深思之未能得，略请开示。”

      先生曰：“‘礼’字即是‘理’字。理之发见可见者谓之文。文之隐微不可贝者谓之理，只是一物。‘约礼’只是要此心纯是一个天理。要此心纯是天理，须就理之发见处用功。如发见于事亲时，就在事亲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事君时，就在事君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富贵贫贱时，就在处富贵贫贱上学存此天理；发见于处患难夷狄时，就在处患难夷狄上学存此天理。至于作止语默，无处不然，随他发见处，即就那上面学个存天理。这便是‘博学之于文’，便是‘约礼’的功夫。‘博文’即是‘惟精’。‘约礼’即是‘惟一’。

 

      管理借鉴：讲天理的人，注重礼节、礼仪、礼貌。讲道理的人，肯定在骨子里对他人尊重，所以以礼待人，礼的体现在对人礼貌上，做到不失礼、不失格。无理之人与无理取闹的人，是不会讲什么道理的，行为也不会存养天理，只知道自以为是，以自我为中心，只在乎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得失、自己的感受，从不理会他人的利益、他人的得失、他人的感受。更不会设身处地换位思考。那种内心黑暗中泉源出来的自私自利、自大狂妄是那么明显与刺眼。无礼就不会讲理，无义就不会讲良知。无知就会无畏，无畏就会藐视道德与法律，就会藐视一切自然规律与一切规则。看得见的“文”是因为受教育懂“理”的缘故，“理”可以用“文”来体现、表现。“文”与“理”相互彰显、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约礼”是用礼貌、礼节、礼仪来约束自己的言行，这是人类心中的“天理”。“天理”是可以用言行表现出来的，是可以看到的。赡养父母能存养天理，天理在这方面就表现出来了。辅佐君主能存养天理，天理在这方面就表现出来了。身处于富贵贫贱的处境中能存养天理，天理在这方面就表现出来了。身处患难之中，荒蛮之地之中能存养天理，天理在这方面就表现出来了。管理者有所作为时，要讲天理，把企业治理得蒸蒸日上，让员工、消费者、股东与其他利益相关者受益，天理就彰显出来了。管理者无所事事时，要讲天理，把企业中擅长于管理的德才兼备的人才举荐上位，让这些人才来治理好企业，天理就彰显出来了。管理者与人交谈时，要讲天理，要弘扬正能量，主张真、善、美，支持正义与符合法律法规的举动，天理就彰显出来了。管理者处于静默时，要反省自身，要反思自己的言行符不符合法律法规的要求，符不符合社会公德的要求，符不符内心良知的要求，天理就彰显出来了。无知不可怕，但怕自己无知还沾沾自喜；无畏不可怕，但怕自己触犯法律法规、损害与侵犯国家、社会、他人的利益而乐不可支。无知到有知，是因为内心愿意受教育，愿意主动学习的缘故。从有知到先知，是因为知识渊博、终生学习，并且了解与知晓各种自然规律、社会规则的缘故。突破无知的限制在于学习，学习是进步的阶梯。没有一个人是与生俱来拥有各种知识的，都需要通过后天的学习。存养天理一样是因为学习的缘故。天理呈现于人类的具体事物之中，所以人类要通过学习来掌握具体事物的运行规律。只有博学之人，才可以属“文”，只有“博学于文”才会真心真意来“约礼”。“精研”与“专一”是走向博学的唯一道路。

 

 传习录九：

      爱问：“‘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以先生‘精一’之训推之，此语似有弊。”

      先生曰：“然。心一也。未杂于人谓之道心。杂以人伪谓之人心。人心之得其正者即道心，道心之矢其正者即人，初非有二心也。程子谓‘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语若分析，而意实得之。今曰‘道心为主，而人心听命’，是二心也。天理人欲不并立。安有天理为主，人欲又从而听命者？”

 

      管理借鉴：程朱理学又称为程朱道学，是理学派中的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学派，是北宋河南人程颢、程颐兄弟开始创立，其间经过弟子杨时，再传罗从彦，三传李侗的传承，到南宋朱熹集为大成，所以统称为程朱理学，又是儒家学派一个分支。心学是由北宋程颢开其端，南宋陆九渊大启门径，由王阳明发扬光大的一个儒家学派分支。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主张“道心常为一身之主，而人心每听命”。北宋著名理学家程颐则主张“人心即人欲，道心即天理”。王阳明认为人的心只有一个，之所以有道心与人心之分，是因为当一个人大公无私，不自私自利、不损人利己、不损公肥私，并且遵守自然规律与遵守伦理道德，这个人的心就是道心；而一个人以个人利益至上，漠视与损害自然的、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集体的、他人的利益时，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为了把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且利欲熏心、唯利是图，这个人的心就是人心。道心是宇宙之心，蕴涵着天理循环，宇宙演变运行之真理。人心是贪婪之心，人心不足蛇吞象，恨不得吞噬宇宙万物变为自己的东西，欲望没有穷尽，贪婪没有停歇，只有私利，没有公义。管理者如果把人心带进企业，让人心成为一种企业文化，那么自私就会横行于企业，贪婪就会恣虐于组织，每个人在面临自己利益与对方冲突时，会不计对方损失，以满足自己利益为主；此外，自私者在进行自私行为的同时，通常能察觉自己的行为可能损及别人的利益，但仍按照自己利益不择手段。人人都为了达到自利的目的而不择手段，什么法律法规、企业规章制度都被扔在一边让其“发霉腐烂”。管理者如果把道心带进企业，让道心成为一种企业文化，那么无私就会统治企业，每个人会舍弃私心而无私，会保障社会公众利益，保护企业的利益，争做一个令人钦佩有奉献精神的人。有公心而无私的人们，会舍“小我”而成就“大我”，舍“小家”而为“大家”。当人心走入正道，不步入歧途，为了正义与公义，大公无私，牺牲自己成全他人，这就是回归道心。当道心失去正当，不遵守自然规律与公序良俗，从无私沦为自私自利，又成为了人心。都是一个心，为公为私，为人为己，为善为恶，就有了道心与人心的区别。

 

 传习录十：

 

爱问文中子、韩退之。

先生曰：“退之，文人之雄耳。文中子，贤儒也。后人徒以文词之故，推尊退之，其实退之去文中子远甚。”

爱问：“何以有拟经之失?”

先生曰：“拟经恐未可尽非。且说后世儒者著述之意与拟经如何？”

爱曰：“世儒著述，近名之意不无。然期以明道，拟经纯若为名。”

先生曰：“著述以明道，亦何所效法？”

曰：“孔子删述《六经》以明道也。”

先生曰：“然则拟经独非效法孔子乎？”

爱曰：“著述即于道有所发明，拟经似徒拟其迹，恐于道无补。”

先生曰：“子以明道者，使其反仆还淳而见诸行事之实乎？抑将美其言辞，而徒以于世也？天下之大乱，由虚文胜而实行衰也。使道明于天下，则《六经》不必述。删述《六经》，孔子不得已也。自伏羲画卦，至于文王、周公，其间言《易》，如《连山》《归藏》之属。纷纷籍籍，不知其几，《易》道大乱。孔子以天下好文之风日盛，知其说之将无纪极，于是取文、王周公之说而赞之。以为惟此为得其宗。于是纷纷之说尽废，而天下之言《易》者始一。《书》《诗》《礼》《乐》《春秋》皆然。《书》自“典谟”以后，《诗》自“二南”以降，如《九丘》《八索》，一切淫哇逸荡之词，盖不知其几千百篇。礼乐之名物度数，至是亦不可胜穷。孔子皆删削而述正之，然后其说始废。如《书》《诗》《礼》《乐》中，孔子何尝加一语？今之《礼记》诸说，皆后儒附会而成。已非孔子之旧。至于《春秋》，虽称孔子作之，其实皆鲁史旧文。所谓‘笔者’，笔其旧；所谓‘削’者，削其繁。是有减无增。孔子述《六经》，惧繁文之乱天下，惟简之而不得，使天下务去其文以求其实，非以文教之也。《春秋》以后，繁文益盛，天下益乱。始皇焚书得罪，是出于私意，又不合焚《六经》。若当时志在明道，其诸反经叛理之说，悉取而焚之，亦正暗合删述之意。自秦、汉以降，文又日，。若欲尽去之，断不能去。只宜取法孔子，录其近是者而表章之，则其诸怪悖之说，亦宜渐渐自废。不知文中子当时拟经之意如何，某切深有取于其事，以为圣人复起，不能易也。天下所以不治，只因文盛实衰，入出己见，新奇相高，以眩俗取誉。徒以乱天下之聪明，涂天下之耳目，使天下靡然，争务修饰文词以求知于世，而不复知有敦本尚实，反仆还淳之行。是皆著述者有以启之。”

爱曰：“著述亦有不可缺者。如《春秋》一经，若无《左传》，恐亦难晓。”

先生曰：“《春秋》必待《传》而后明，是歇后谜语矣。圣人何苦为此艰深隐晦之词？《左传》多是鲁史旧文。若《春秋》须此而后明，孔子何必削之？”

爱曰：“伊川亦云：‘《传》是案，《经》是断。’如书弑某君、伐某国，若不明其事，恐亦难断。”

先生曰：“伊川此言，恐亦是相沿世儒之说，未得圣人作经之意。如书‘弑君‘，即弑君便是罪，何必更问其弑君之详?征伐当自天子出，书‘伐国’，即伐国便是罪，何必更问其伐国之详？圣人述《六经》，只是要正人心，只是要存天理、去人欲。于存天理、去人欲之事则尝言之。或因人请问，各随分量而说。亦不肯多道，恐人专求之言语。故曰‘予欲无言’。若是一切纵人欲、灭天理的事，又安肯详以示人？是长乱导奸也。故孟子云：‘仲尼之门，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此便是孔门家法。世儒只讲得一个伯者的学问，所以要知得许多阴谋诡计。纯是一片功利的心，与圣人作经的意思正相反。如何思量得通？”   

因叹曰：“此非达天德。者未易与言此也！”

又曰：“孔子云：‘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孟子云：‘尽信《书》，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孔子删《书》，于唐、虞、夏四五百年间，不过数篇，岂更无一事，而所述止此？ 圣人之意可知矣。圣人只是要删去繁文，后儒只要添上。”

爱曰：“圣人作经，只是要去人欲、存天理。如五伯以下事，圣人不欲详以示人。则诚然矣。至如尧舜以前事，如何略不少见？”

先生曰：“羲黄之世，其事阔疏，传之者鲜矣。此亦可以想见。其时全是淳庞仆素，略无文采的气象。此便是太古之治，非后世可及。”

爱曰：“如《三坟》之类，亦有传者，孔子何以删之？”

先生曰：“纵有传者，亦于世变渐非所宜。风气益开，文采日胜，至于周末，虽欲变以夏、商之俗，已不可挽，况唐虞乎?又况羲黄之世乎?然其治不同，其道则一。孔子于尧舜则祖述之，于文武则宪章之。文武之法，即是尧舜之道，但因时致治，其设施政令，已自不同。即夏商事业，施之于周，已有不合。故‘周公思兼三王’，其有不合，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况太古之治，岂复能行？斯固圣人之所可略也。”

又曰：“专事无为，不能如三王之因时致治，而必欲行以太古之俗，即是佛老的学术。因时致治，不能如三王之一本于道，而以功利之心行之，即是伯者以下事业。后世儒者，许多讲来讲去，只是讲得个伯术。”

 

    管理借鉴：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是我国古代著名的文学家。而道号为“文中子”的王通是我国古代的著名的教育家，是儒家与道家的学者。一个文学造诣深厚，一个儒家与道家学问深厚，把这两个放在一起比较，等于是鸡同鸭讲，等于是人对牛弹琴，不是同一类别的与同一属性的，所学不是同一领域，没有什么可比性。例如，一个物理学家与一个经济学家相比，也没有什么可比性，因为物理学属于自然科学，而经济学属于社会科学。每一个科学领域的学家们，在他所学与所钻研的领域内，他是大师，但在他没有钻研的领域内，所知可能比一个初学者都差劲。喜欢文学的人推崇韩愈，而喜欢儒学的人会推崇王通。文学在于他的修辞与华丽，而学术在于他的论点与逻辑。文学追求的是美与意境，而学术追求的是真理与客观。孔子的思想，是一种社会学与哲学，所以，孔子反对文辞，认为文辞比较空洞，对治理国家没有什么好处。现代社会，那些文学作品比较畅销，因为它适宜各种受教育程度不同的人阅读，如同吃一个快餐一样；而那些学术著作，不是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能学习与阅读的，因为比较深奥与难懂，如同吃满汉全席一样。一般的科学著作都是受过大学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人在阅读，而那些大学教育以下的人还有很多，他们比较偏爱文学作品，这就是一些小说类文学作品畅销的原因。还有一些受过大学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人不喜欢学术著作的枯燥无味，也偏爱小说类文学作品。企业里的各级管理人员，都是管理者，把企业治理好的学问就是管理学与经济学，这两大社会科学学好了，能帮助管理者们把企业治理得蒸蒸日上，兴旺发达。科学是“实”，文学是“虚”。在企业里，以“实”为主，以“虚”为辅，不要主辅颠倒，主次不分，那么企业就会混乱无序。

在企业里要多详细描写正能量与正面的事情，多表扬与鼓励先进与榜样。对那负能量的与负面的事情可以一笔带过，不要过多描述。要在企业中实行“五多五少”：多讲好事，少讲坏事；多干实事，少干虚事；多传播正能量，少传播负能量；多学习，少玩乐；多创新，少守旧。不要复制与抄袭其他企业的管理方法与管理模式，要因地制宜，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创造出自己的管理方法与管理模式，让其他企业模仿与学习。科学地管理企业，少些花架子、少些形式主义，在效率与效果、效益上下功夫，这才是企业之福，企业之幸。

 

 传习录十一：

 

      又曰：“唐虞以上之治，后世不可复也，略之可也。三代以下之治，后世不可法也，削之可也。惟三代之治可行。然而世之论三代者，不明其本而徒事其末，则亦不可复矣。”

      爱曰：“先儒论《六经》，以《春秋》为史。史专记事，恐与《五经》事体终或稍异。”先生曰：“以事言谓之史，以道言谓之经。事即道。道即事。《春秋》亦经，《五经》亦史。《易》是包牺氏之史，《书》是尧、舜以下史，《礼》《乐》是三代史。其事同，其道同，安有所谓异？”

      又曰：“《五经》亦只是史。史以明善恶，示训戒。善可为训者，特存其迹以示法；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

      爱曰：“存其迹以示法，亦是存天理之本然。削其事以杜奸，亦是遏人欲于将萌否？”

      先生曰：“圣人作经，固无非是此意。然又不必泥着文句。”

      爱又问：“恶可为戒者，存其戒而削其事以杜奸。何独于《诗》而不删《郑》《卫》？先儒谓‘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然否？”

      先生曰：“《诗》非孔门之旧本矣。孔子云：‘放郑声，郑声淫。’又曰：‘恶郑声之乱雅乐也。’‘郑卫之音，亡国之音也。’此是孔门家法。孔子所定三百篇，皆所谓雅乐。皆可奏之郊庙，奏之乡党，皆所以资畅和平，涵泳德性、移风易俗，安得有此？是长淫导奸矣。此必秦火之后，世儒附会，以足三百篇之数。盖淫泆之词，世俗多所喜传，如今闾巷皆然。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是求其说而不得，从而为之辞。”

 

      管理借鉴：尧帝与舜帝以前的社会制度是部落联盟制度，也就是尧帝与舜帝是部落联盟的盟主，他们的前任也是部落联盟的盟主，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国王、皇帝。这样的盟主可称之为政治领袖或者是“大酋长”。真正意义上的君主、国王是夏朝、商朝、周朝的夏王、商王、周王。禹治水有功，被众多部落酋长拥戴成为“大酋长”，禹建立夏朝，成为名副其实的夏朝国王。夏朝、商朝、周朝这三个朝代的社会制度是奴隶制的国家制度。部落联盟制度的治理方式也好，奴隶制度的治理方式也好，既不要效仿，也不要美化，那只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儒家学者喜欢美化尧帝与舜帝的部落联盟制度，认为那是“天下大治”的好制度，但是没有真正生存在那个年代，没有体验过那个制度的弊端，就不能凭猜想认为那是很完美的社会。企业也一样，不能凭猜想与传言就误认为其他企业的管理模式与治理方式是比较好的，就动不动全盘照搬与全体复制，实现上适合他的，不一定适合你；适合你的，不一定适合他。《晏子春秋》说：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橘子在不同地区生长味道不同，是因为水土不服的原因。企业的管理模式与治理方式也会同样遭遇到“水土不服”的情况。讲这个道理，并不是不要向他人学习，而是要掌握事物发展规律，然后灵活变通地应用。三人同行，必有我师焉，他人总有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学以致用，根据实际情况灵活、变通、创造地应用。

    史书以记事叙事为主，经书以讲道理、摆事实，逻辑论证为主。也有史书在记事叙事的同时，讲一些道理，进行逻辑论证。也有经书在讲道理，逻辑论证的同时，又记事叙事。严格意义区分史书与经书，就看内容里是以记事叙事占大部分，还是讲道理进行逻辑论证占大部分。史书的目的是让人辨明善恶，吸取王朝与个人兴衰成败的经验教训。良善之行的事迹，可能让后世的人学习与效仿，奸恶之行的事迹，也可能让后世的人学习与效仿。为了鼓励人们向善，对善行要记录得具体详尽，为了让人们杜绝向恶；对恶行只记录教训而对具体的事迹一笔带过，这样做的目的，是达到采善贬恶、遏恶扬善、抑恶扬善。善行得到光大，恶行得到贬损，那么整个社会风气就会好转，长此以往，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天下达到大治。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音乐是人们心灵的抚慰，书籍与音乐要以正能量为主，多弘扬正气，多传播善行，让民众的心志舒畅平和、涵养德性、移风易俗，让天下人得以教化，让社会风气得以美好。

 

 传习录十二：

 

      陆澄问："主一之功，如读书则一心在读书上，接客则一心在接客上，可以为主一乎？"

      先生曰："好色则一心在好色上，好货则一心在好货上，可以为主一乎？是所谓逐物，非主一也。主一是专主一个天理。"

      问立志。

      先生曰："只念念要存天理，即是立志。能不忘乎此，久则自然心中凝聚。犹道家所谓结圣胎也。此天理之念常存，驯至于美大圣神，亦只从此一念存养扩充去耳。"

      "日间功夫，觉纷扰则静坐，觉懒看书则且看书，是亦因病而药。"

      "处朋友，务相下，则得益；相上则损。"

孟源有自是好名之病，先生屡责之。一日，警责方已，一友自陈日来功夫请正。源从旁曰："此方是寻著源旧时家当。"

      先生曰："尔病又发。"源色变，议拟欲有所辨。

      先生曰："尔病又发。"因喻之曰："此是汝一生大病根！譬如方丈地内，种此一大树，雨露之滋，土脉之力，只滋养得这个大根。四傍纵要种些嘉谷，上面被此树叶遮覆，下面被此树根盘结，如何生长得成？须用伐去此树，纤根勿留，方可种植嘉种。不然，任汝耕耘培壅，只是滋养得此根。"

 

    管理借鉴："主一"可理解为专心致致、一心一意。读书是吸取知识、获取经验、学习技能的一种方式。工作是把所学所知应用到实践当中，从而产生价值与效益的活动。不管是读书，还是工作，都需要专心致致、一心一意。对女色与钱财的"主一"，不能等同于读书、工作上的"主一"。好色与贪财的"主一"，是满足个人私欲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王阳明认为的"主一"。王阳明认为的"主一"是要遵循自然规律，遵守天理循环，并且与自然相和谐、相共处。立志，要志存高远。要有"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的雄心壮志，要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忧国忧民、安民济世的情怀，要有"天下为公"的无私奉献精神。存养天理的"立志"，其实质是要把遵守自然规律与社会道德规范放在奉为圭臬的位置。做到不忘、不弃、永存心中，久而久之，就能自然而然地立志存养天理。能做到存养天理，就能逐渐达到孟子提倡的美、大、圣、神的境界。在白天用功的时候，如果觉得受到了干扰，那就闭目养神，静坐冥想。通过闭目养神、静坐冥想来调节情绪，放松心情，恢复精力。在工作的时候，如果不能专心致致工作，还不如闭目养神、静坐冥想来使自己恢复体力、恢复精力，提高休息后的工作专注力、敏捷的行动力，思考问题的分析力与判断力。如果不想看书学习，也可以强迫自己看一下书，学习一下，然后形成习惯，习惯成自然，不想看书学习也会产生惯性而去为之。在交朋结友方面，要结交良师益友，不结交或疏远损友。何谓良师益友?友直、友谅、友多闻为良师益友。友直是朋友很正直，友谅是朋友很讲诚信，友多闻是朋友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交这三种朋友才是有益的。对待朋友要谦让，这样才会有益。如果把朋友当成竞争对手，那么就会受损。孟源是王阳明的学生有自以为是、爱好虚名的毛病，王阳明曾多次批评他。自以为是，自以为了不起，以自我为中心，这是很多人的通病。自以为是的人是听不见忠言的，哪怕"忠言逆耳，良药苦口"也放在一边，照样我行我素。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只听得进好话、阿谀奉承的话，听不得真话与直言。只能讲他好，不能讲他不行。所以，不要期望自以为是的人能从谏如流。只能顺着来，不能违逆他。特别是不要向自以为是的人提合理化建议，提了也是白提。他偏执地认为自己是对的，是正确的，如何能接受跟他自己认为不同的想法、观点、建议?我曾经碰到过自以为是的人，男男女女都有，我无论怎么劝，都没有用，他们刚愎自用就是不听你的，不撞南墙不回头。最后我不再劝了，听之任之，如今也耳闻目睹了，他们不听劝告而遭受的挫折与损失。王阳明认为"自以为是"是人致命的一大病根。

 

 传习录十三：

 

       问：“后世著述之多，恐亦有乱正学。”

      先生曰：“人心天理浑然，圣贤笔之书，如写真传神，不过示人以形状大略，使之因此而讨求其真耳。其精神意气，言笑动止，固有所不能传也。后世著述，是又将圣人所画，模仿誊写，而妄自分析加增，以逞其技，其失真愈远矣。”

      问：“圣人应变不穷，莫亦是预先讲求否？”

      先生曰：“如何讲求得许多？圣人之心如明镜，只是一个明，则随感而应，无物不照；未有已往之形尚在，未照之形先具者。若后世所讲，却是如此，是以与圣人之学大背。周公制礼作乐以文天下，皆圣人所能为，尧、舜何不尽为之而待于周公？孔子删述《六经》以诏万世，亦圣人所能为，周公何不先为之而有待于孔子？是知圣人遇此时，方有此事。只怕镜不明，不怕物来不能照。讲求事变，亦是照时事，然学者却须先有个明的工夫。学者唯患此心之未能明，不患事变之不能尽。”

曰：“然则所谓‘冲漠无朕，而万象森然已具’者，其言何如？”

     曰：“是说本自好，只不善看，亦便有病痛。”

     “义理无定在，无穷尽。吾与子言，不可以少有所得，而遂谓止此也。再言之，十年、二十年、五十年，未有止也。”

      他日又曰：“圣如尧、舜，然尧、舜之上善无尽；恶如桀、纣，然桀、纣之下恶无尽。使桀、纣未死，恶宁止此乎？使善有尽时，文王何以‘望道而未之见’？”

 

 

      管理借鉴：在这个社会，认真读书的人少，喜欢出著述的人多。著述汗牛充栋，但是没有新思想、新技术、新观点、新理论在里面，也会味同嚼蜡。著述的目的是传播新思想、新技术、新观点、新理论，还要传播正能量与弘扬社会正气，不然就会沦为异类，既上不了台面，又妖言惑众、蛊惑人心，破坏了社会风气。人心即正气，正气即天理。人心要符合正气与天理，并且融为一体。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是因为圣人了解自然规律，并且制定了道德规则，他们揭示了社会现象，还为社会建立了正义、正气的标准，让人们都按照这些规则、标准去融洽社会关系，建立富裕、美好、幸福的人类社会。圣人、英雄是每一个历史阶段的产物，他们如同光明使者，为人类社会指明了前进的方向，促使社会迈向黎明。圣人只会在特定的时机，才会去做特定的事情。学问是使自己心如明镜的基础。圣人都是由知识渊博、有大学问的学者构成。一个不学无术的、目不识丁的人是不可能成为圣人的，或者被人尊为圣人的。纵观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圣人，哪一个不是学富五车、博学多才、才高八斗的?圣人的名字穿越历史千古不朽，试问哪一个明星，哪一个亿万富翁能真正向圣人一样青史留名?对圣人要心服口服，圣人虽然没有钱，但是他们遗留下来的精神财富与文化遗物，都是人们崇拜、敬仰的瑰宝。他们的一件遗物哪件不是拍卖上亿元?圣人虽然没有歌迷、影迷，但是几百年、几千年、几万年都受人崇拜、敬仰，他们的粉丝跨越历史，多不胜数。不要求企业管理者都成圣人，但是必须向圣人学习他们的思想、他们的精神、他们的行为，使自己心如明镜，并且通过学习掌握各种管理知识，才能对企业中出现的各种情况随机应变。义理没有固定的处所，没有穷尽的可能。管理也没有固定的处所，没有穷尽的可能，随着时代的发展，新的管理理论、管理哲学、管理理念、管理模式、管理方法就层出不穷，没有穷尽的时候，也没有终结的一天。企业管理者不要满足于那丁点的管理知识、管理经验，管理学是门系统的社会科学，博大精深，就是学习与钻研十年、二十年、五十年也没有止境的可能。

 

传习录十四：

 

问：“静时亦觉意思好。才遇事，便不同。如何”？先生曰：“是徒知养静，而不用克已工夫也。如此临事便要倾倒。人须在事上磨，方立得住，方能诤亦定，动亦定”。

 

问上达工夫。先生曰：“后儒教人，才涉精微，便谓上达，未当学，且说下学。是分下学上达为二也。夫目可得见，耳可得闻，口可得言，心可得思者，皆下学也。目不可得见，耳不可得闻，口不可得言，心不可得思者，上达也。如木之栽培灌溉，是下学也。至于日夜之所息，条达畅茂，乃是上达。人安能预其力哉？故凡可用功，可告语者，皆下学。上达只在下学里。凡圣人所说，虽极精微，俱是下学。学者只从下学里用功，自然上达去。不必别寻个上达的工夫”。

 

    管理借鉴：修身养性是静态中的感觉，遇到突发事情是动态中的感觉。无论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都是自身的感受。静守的目的是为了修身养性，这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大同小异、殊途同归。身不修，德不修，就会欲望占据了自己的头脑，私欲腐蚀了自己的心灵。一念善恶，一念天地之别。不修身，不修德，三观不正，万邪缠身，于是损人利己，把自己的私欲凌驾于国家、社会、组织、他人之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损害国家、社会、组织、他人的利益。存养天理，需要在静守中修身修德，需要在静守中克制私欲。大道之行，天下为公。每个人的利益集合起来就是公利，天下为公就是维护所有人的公利。岂能为了满足个人的私欲而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天下公利之上?岂能因为个人利益的原因而侵犯天下人的公利?无论是静守还是做事，不要因为个人私欲而动摇天下为公的思想，通过克制私欲而磨练自己，才能行得正、站得稳，不会触犯法律的底线，一生平安无忧。纵观一些企业管理者，因为贪腐而身陷囹圄，因为自私而败走麦城，因为不择手段而道德沦丧，对他们只能表示怒其不争，哀其不幸。种什么因得什么果。种善得善，种恶得恶，只有修身修德才能克制私欲，摒弃邪念，遗弃恶性。

钻研精深细微之处的学问是“深研”学问，钻研浅显易懂的学问是“浅研”学问。王阳明所提倡的“上达”学问是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嘴上说不出、心里没法想的。“上达”学问可以理解为宇宙的奥妙与最终运行法则、规律，这个学问到现在还没有一个科学家能想明白，能说明白，绝大部分对宇宙奥秘的认知还是停留在假设、猜想基础上。很简单的道理，真要弄明白了宇宙的奥秘，那人类就不是人了，而是神了。只有弄懂宇宙的奥秘，才能够应用她，真正能应用的话，那人类就可以操控宇宙了，那不是神是什么?现在谁敢说弄懂了宇宙的奥秘，能应用宇宙的奥秘?恐怕没有一个人能大言不惭地说这样的话。与“上达”学问相对应的是“下学”学问。“下学”学问眼睛能看到、耳朵能听到、嘴上能表达、心里能想到。“下学”学问中包含着“上达”学问。简单的事务中蕴含着真理。平常的事情中蕴含着真理，蕴含着伟大的成就。牛顿站在苹果树下，被一个苹果砸中了脑袋，于是他领悟出了“万有引力”，这就是简单的事务中蕴含着真理，平常的事情中蕰含着真理的一个案例。王阳明认为，就算是圣人所说的道理，既便再精深、再微妙，也都是“下学”功夫。提醒我们不要刻意去追求“上达”学问，只要在“下学”上学深、学透，自然而然能够“上达”，不必去别处寻找“上达”的功夫。这意思，就是宇宙的奥秘说不定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们身上，毕竟我们是宇宙演化而诞生的生物，本身就蕴藏有“上达”学问，本身就蕴藏有宇宙的奥秘。

 

传习录十五：

 

    “持志如心痛。一心在痛上，岂有工夫说闲话、管闲事?”

      问：“‘惟精’‘惟一’，是如何用功？”

      先生曰：“‘惟一’是‘惟精’主意，‘惟精’是‘惟一’功夫。非‘惟精’之外复有‘惟一’也。‘精’字从‘米’。姑以米譬之。要得此米纯然洁白，便是‘惟一’意。然非加舂簸筛拣‘惟精’之工，则不能纯然洁白也。舂簸筛拣是‘惟精’之功。然亦不过要此米到纯然洁白而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者，皆所以为‘惟精’而求‘惟一’也。他如‘博文’者即‘约礼’之功。‘格物致知’者即‘诚意’之功。‘道问学’即‘尊德性’之功。‘明善’即‘诚身’之功，无二说也”。

     “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圣学只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

   “漆雕开曰：‘吾斯之未能信’。夫子说之。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曾点言志，夫子许之。圣人之意可见矣。”

   问：“宁静存心时，可为‘未发之中’否？”

   先生曰：“今人存心，只定得气。当其宁静时，亦只是气宁静。不可以为‘未发之中’。”

   曰：“未便是中。莫亦是求中功夫”？

   曰：“只要去人欲，存天理，方是功夫。静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动时念念去人欲，存天理。不管宁静不宁静。若靠那宁静，不惟渐有富静厌动之弊。中间许多病痛，只是潜伏在。终不能绝去，遇事依旧滋长。以循理为主，何尝不宁静？以宁静为主，未必能循理。”

 

       管理借鉴：“精研”的内涵可理解是精细地研究，在钻研学问上面精益求精。“专一”的内涵可理解为一心一意、专心致致在某一个领域、某一个学科上面学习、研究、思考、领悟、掌握其中的道理与意义。学习上“精研”与“专一”，并不是什么学问都是纯净洁白的大米，所以需要通过筛拣精选，把最有正能量、最有价值、最有内涵的，并且能指导我们工作、学习、生活的理论学透、学精、学深，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精研”与“专一”，联系到企业管理，其中的道理也有异曲同工之妙。以“精研”来说明，企业需要对产品研发、制造精益求精，没有更好只有最好；需要加大对产品研发的力度，拥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让其他竞争对手难以超越。以“专一”来说明，企业需要走专业化道路，而不是多元化道路，只有专业、专一才能够使自己出类拔萃，没有一家企业生产的产品可以包罗万象。因为企业的资源、生产能力、研发能力、资本等是有限的，只能专攻一处或者几处，在某一个方面或者几个方面出类拔萃，绝不可能在所有方面都出类拔萃。这世上没有全能的人，也没有全能的企业，所以，走专业化道理，用“精研”与“专一”精神指导企业，能够让企业兴旺发达。做学问，搞研究，首先要博学多才，而博学多才靠的是平日里通过阅读、学习，积少成多，到日积月累，再到博观约取，厚积薄发。博览群书才会知识渊博，知识渊博才能够称之为博学多才。不学何以博，不习何以多。在知识渊博的基础上，进一步对所学的知识进行“审问”。此“审问”是指审视、疑问，不是指审讯、讯问。“审问”后，需要“慎思”。“慎思”是指慎重、周密地思考问题。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慎思”后，需要“明辨”，此处“明辨”既有明辨是非之意，又有分辨清楚之意，意思是不要稀里糊涂，而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明辨”阶段，提高了个人认知能力与辨别能力，那么就要到下一个“笃行”阶段。不管是博学、审问、慎思、明辨，还是精研、专一，其目的就是为了行动，为了实践。学、思、行，重心落在“行”上。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指导实践，都是为“行动”。不行动，一切都是空想；行动，一切都能实现。认知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认知的结果。所有的学习，所得的学问都是为了行动，以行动来落实理想，使理想得以实现。

    做学问是为了追求真理，教化天下，不是为了做官。孔子听说漆雕开对做官有畏难情绪，表示很高兴；当子路让子羔当官，孔子唉声叹气表示同情，说这是残害别人家的孩子。可见，孔子认识到，当官只是一时，做人是一辈子。企业高管不要为了当官而当官，这样会陷入功利观中不能自拔，最后结果把天下为公放在一边，一心只天下为私。而应该为了天下百姓，为了组织成员而当官，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为公在于摒弃私欲，存养天理。只要不自私自利，没有私心，没有私欲，就会遵守法律法规，就会遵守社会公德，于是把“天理”奉为圭臬，一切为了天下苍生，一切天下为公。

 

传习录十六：

 

      问：“孔门言志，由、求任政事，公西赤任礼乐，多少实用。及曾皙说来，却似耍的事，圣人却许他，是意何如？”

      曰：“三子是有意，。有意必便偏着一边，能此未必能彼。曾点这意思却无意必，便是‘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无入而不自得矣’。三子所谓‘汝，器也’，曾点便有‘不器’意。然三子之才各卓然成章。非若世之空言无实，。故夫子亦皆许之。”

      问：“知识不长进如何？”

      先生曰：“为学须有本原，须从本原上用力，渐渐‘盈科而进’。仙家说婴儿，亦善譬。婴儿在母腹时，只是纯气，有何知识？出胎后，方始能啼，既而后能笑，又既而后能认识其父母兄弟，又既而后能立、能行、能持、能负，卒乃天下之事无不可能。皆是精气日足，则筋力日强，聪明日开，不是出胎日便讲求推寻得来。故须有个本原。圣人到‘位天地，育万物’，也只从‘喜怒哀乐未发之中’上养来。后儒不明格物之说，见圣人无不知、无不能，便欲于初下手时讲求得尽。岂有此理。”

      又曰：“立志用功，如种树然。方其根芽，犹未有干；及其有干，尚未有枝；枝而后叶；叶而后花实。初种根时，只管栽培灌溉，勿作枝想，勿作叶想，勿作花想，勿作实想。悬想何益？但不忘栽培之功，怕没有枝叶花果？”

 

    管理借鉴：孔子的弟子志向各异，子路、冉有想从政当官，公西赤想从事教育与文艺工作，曾晳却没有什么远大的志向，而是走一步，算一步。仲由，字子路，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后来官至卫蒲邑大夫、季氏家宰、孔悝家宰。家宰是当权者家的总管。冉求，字子有，通称“冉有”，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官至季氏宰臣。公西赤，字子华，孔门“七十二贤”之一，儒家学者。曾晳，字子晳，孔门“七十二贤”之一，没有志向，随遇而安。子路有政治才干，冉有有军事才干与理财才能，公西赤有外交才能。曾晳没有什么志向，但生有一儿，名叫曾参，史称“曾子”。曾参这个很了不起，是孔子学说的主要继承人，曾被武城大夫聘为宾师，曾拒绝齐国任其为相国的聘用，拒绝楚国任其为令尹的聘用，拒绝晋国任其为上卿的聘用。后来，后世崇奉为“宗圣”。唐高宗赠曾参为太子少保，唐睿宗赠曾参太子太保，唐玄宗赠曾参为郕伯爵，宋真宗赠曾参为武城侯爵，宋度宗赠曾参郕国公爵，元文宗加封曾参为宗圣公，明世宗改曾参为宗圣曾子。孔子认可子路、冉有、公西赤这三个弟子的才能，赞许曾皙的随遇而安。也就是孔子主张因材施教，更主张“在其位，谋其政”，不做超出自己才能的事情，不做超出自己份内的事情。有多少米，就煮多少饭。量体裁衣，量力而行。联系到企业管理也是一个样，要量体裁衣，量力而行，不要做超出自己经济能力的事情，不要做超出自己专业范围的事情，不要做超出自己资源承受能力的事情。企业管理是一门科学，而不是一场赌博。科学讲究求真务实，而赌博却是赌运气，求真务实能步步为营、稳打稳扎、稳中求进，而赌博中运气的概率却是十万分之一、百万之一、千万之一、亿万之一，想靠运气使企业蒸蒸日上无异于白日做梦，把成功与胜利建立在微乎其微的概率之上，成功与胜利是微乎其微的，是极其渺茫的。

    知识没有长进，是因为没有继续学习，或者因为在学习中没有思考的缘故。学习精进在于日积月累、循序渐进，如同砌砖建大厦一般，不可能一蹴而就的。求知如同万丈高楼平地起。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层之台，起于垒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万学之知，积于日常。求知做学问，不循序渐进，而幻想一步登天、一步到位、一日而成，是万万不可取。拔苗助长，反而会损害事物本身。教育小孩，不能拔苗助长，如果行之，则妨害小孩成长；求知学习，不能拔苗助长，如果行之，则学而无用；管理企业，不能拔苗助长，如果行之，则企业危机涌现。树木成材，是因为花费时间，栽培灌溉的结果；学而成才，也是因为花费时间，精心教育的结果；企要聚财，更是因为花费时间，科学管理的结果。

 

传习录十七：

 

      问：“看书不能明，如何?”

      先生曰：“此只是在文义上穿求，故不明。如此，又不如为旧时学问。他到看得多，解得去。只是他为学虽极解的明晓，亦终身无得。须于心体上用功，凡明不得，行不去，须反在自心上体当，即可通。盖《四书》《五经》不过说这心体。这心体即所谓道，心体明即是道明，更无二。此是为学头脑处。”

       “‘虚灵不昧，众理具而万事出。’心外无理，心外无事。”

       或问：“晦庵先生曰：‘人之所以为学者，心即理而已。’此语如何?”

       曰：“心即性，性即理。下一‘与’字，恐未免为二。此在学者善观之。”

      或曰：“人皆有是心，心即理，何以有为善，有为不善？”

      先生曰：“恶人之心，失其本体。”

 

    管理借鉴：看书不能明白书中的含义，是因为没有思考的缘故，没有系统学习的缘故，没有理会作者所表述的核心思想的缘故。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看书不能明白书中的含义，有两种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一是向作者或者相关专家请教，二是一字不漏地多看几遍，自然而然就可以明白书中的含义了。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汲取丰富的知识与积累丰富的知识为基础。有了学富五车的知识量，看一些书就容易明白书中的含义了。朱子，就是著名的理学家朱憙，字元晦，官至荆湖南路转运副使、静江知府、潭州知府、焕章阁待制、侍讲，死后特赠宝谟阁直学士、赠太师、追封为“信国公爵”，改封为“徽国公爵”。朱子大部分精力主要是钻研儒家的圣人如孔子、孟子、荀子等人的圣训，而且朱子的所著的儒家相关著作颇丰。所以，王阳明对朱子的一句评价是，朱子的学问虽然讲得十分明白，但对于自己却终其一生而了无所获。王阳明所主张的在自己心体上用功，就是要求当碰到不明白、行不通的地方，要静下心来思考、领悟，掌握其核心思想，这样就可以把书中的内容理解了，也就明白了书中的含义，掌握了所要学的知识。心，代表着用心、专心、全心全意。心体就是身心一体，大脑不为外物所迷，内心中空灵把各种事物的道理与各种自然规律、运行法则、定理存于自己的心中，存于自己的大脑中，这样万事万物与自己的心体就会“合二为一”、“天人合一”，心装下了道理，装下了存在的事物，离开心就没有了道理，离开心就没有了存在的事物，人就如同行尸走肉一般。心就是性，性就是天理。性是天性自然，理是自然规律、伦理道德。“心”与“理”不要分作两边，而应该视同为一体，这样就可以重心性、明事理，学问会随之增进。每个人都有心，狭义的心是指人的心脏，广义的心是指人的心性、品性、心态、心思。王阳明所主张的“心”是广义的心，是一种哲学思考的心，是一种精神状态的心，是一种与万事万物同声共气、和谐共鸣的状态的心。心即天理，企业的心即运行规则。心有善恶，理有正谬，规则有好坏。用向善的心，显正确的理，定好行的规。

 

传习录十八：

 

   问：“‘析之有以极其精而不乱，然后合之有以尽其大而无余’，此言如何?”

   先生曰：“恐亦未尽。此理岂容分析?又何须湊合得?圣人说精一，自是尽。”

   “省察是有事时存养，存养是无事时省察。”

   澄尝问象山在人情事变上做工夫之说。

   先生曰：“除了人情事变，则无事矣。喜怒哀乐非人情乎?自视、听、言、动以至富贵、贫贱、患难、死生，皆事变也。事变亦只在人情里，其要只在‘致中和’，‘致中和’只在‘谨独’。”

澄问：“仁、义、礼、智之名，因已发而有?”

曰：“然。”

他日，澄曰：“恻隐、羞耻、辞让、是非，是性之表德邪？”

曰：“仁、义、礼、智也是表德。性一而已。自其形体也。谓之天；主宰也，谓之帝；流行也，谓之命；赋于人也，谓之性；主于身也，谓之心。心之发也，遇父便谓之孝，遇君便谓之忠，自此以往，名至于无穷，只一性而已。犹人一而已，对父谓之子，对子谓之父，自此以往，至于无穷，只一人而已，人只要在性上用功，看得一性字分明，即万理灿然。”

 

    管理借鉴：“天理”是一种哲学范畴，又是一种包涵有自然规律、伦理道德的思维与理论。哲学是反映宇宙观、人生观、价值观的的抽象的东西。为人处事“精研专一”，一心一意把生活、工作、学习这些休验做好、做完美，就符合王阳有所主张的“天理”。“天理”即天之理，人之理，学之理。此理就是哲理。省察就是检查自己的思想行为。省察跟“吾日三省吾身”，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相同之处在于“省察”与“吾日三省吾身”，都是需要检查自己的思想与行为，看是否符合道德标准、是否符合伦理标准。不同之处在于“省察”强调的是有事时“存心养性”，无事时对天理的反省体察；而“吾日三省吾身”则强调的是检查自己是否谋而不忠，是否对朋友交而无信，是否不学习学传。“存心养性”是指保存赤子之心，修养善良之性。赤子之心包括对国家、对人民、对组织、对家庭有种义不容辞的责任感和与生俱来的义务。一个人有没有人性，有没有良知，就看其是否有赤子之心。无赤子之心，则无人性，则无良知。所以要保存这份作为“人”而存在的赤子之心。善良之性包括乐于助人、乐善好施、急公好义、见义勇为、雪中送炭，有种济世安民的崇高思想与救苦救难的高尚精神。

    陆九渊，字子静，今江西省金溪县人，南宋著名哲学家。他与朱熹齐名。官至荆门军知军、将作监丞。他自称为“象山翁”，当时学者尊称他为“象山先生”。陆澄，王阳明的弟子。人的喜、怒、哀、乐都是人的情绪表现，也是人情所在，更是人的感情表现。人情有爱情、亲情、友情三大类。爱情包括恋爱之情、婚姻之情。亲情包括：夫妻之情、父母之情、儿女之情、兄弟姐妹之情、亲戚之情。友情包括：朋友之情、同学之情、同乡之情、战友之情、同事之情。人的喜、怒、哀、乐会影响爱情、亲情、友情的关系程度，有时爱情、亲情、友情又会左右着人的喜、怒、哀、乐。人们所看到的、听到的、一言一行，到人的富贵、贫贱、患难、生死会对爱情、亲情、友情产生影响，这个影响就是人情世故的变化。为了不使自己的情绪变化影响到爱情、亲情、友情这三种人情关系，关键是自己要学会控制情绪，保持内心中正平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恪守本分，做到自尊、自主、自爱、自立，不把负面情绪与负能量传染给爱情、亲情、友情这三种人情关系的人，能维持心绪的中正平和。管理者与领导者不但每天要面对上司、同事、下属，还要面对自己的爱情、亲情、友情之人，如果不能控制自己的情绪，对个人进行情绪管理，那么就会陷入人际关系困境与人情世故的旋涡，因此要控制个人的负面情绪，不要让负面情绪产生“踢猫效应”，保持中正平和的心态，能让自己愉悦地过好每一天。

    仁、义、礼、智是君子的正常表现。讲“仁”，是人要对爱人、亲人、友人要有爱，这种爱是对恋人的情爱、对夫妻的亲爱、对夫母子女心爱、对朋友的友爱的意思。并且这种“仁爱”，由里及表、由内及外地扩展到对员工的爱护、关心。讲“义”，是人要做符合正义的、公益的事情，并且言行举止要遵守社会公德、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并且这种“义德”要体现在做事公平、公正，符合伦理道德、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惩恶扬善、伸张正义。讲“礼”，是指人要对他人尊重、有礼貌，还要在社会生活当中表现出言行符合礼仪、礼节。并且这种“礼仪”要体现出尊重员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讲“智”，是人对事物的认知与了解，并且用符合伦理道德标准来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此“智”为有见识、有智慧的意思，还表现为高瞻远瞩、远见卓识、深谋远虑、大智若愚、大巧若拙。并且这种“智慧”，表现为管理者与领导者要学管理、懂管理、用管理，创造出学习型的组织与培育出学习型的员工，还表现为重视知识，擅长于把知识转化为生产力，提高效率、效果、效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可以激发乐于助人、积极从事公益事业的热情出来。羞耻之心，人皆有之，可以激发员工的集体荣誉感与奉献精神。辞让之行，人皆有之，可以激发员工们的谦逊与礼让的品格。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要教育员工在大是大非面前，抵得住诱惑、抗得起风浪、站得住脚跟、经得住考验。

 

    作者简介：李文武，著名管理学家。《博锐管理在线》《中华品牌管理网》《中国管理传播网》等知名管理网站专栏作家。又是多家媒体与网络作家。研究：历史、经济、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