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来说，现代世界是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可信系统往往是最高效的系统，带来的回报也极端的高。反过来，当信任开始出现危机时，造成的损失也会相当的大，比如跳车事件。

近日，上海崔女士(化名)发帖爆料称，自己乘坐嘀嗒网约车时，因质疑司机绕过系统违规拼单，与司机发生言语纠纷，在要求下车被拒后，崔女士出于害怕无奈之下跳车。

针对女乘客与司机言语纠纷事件，嘀嗒出行在微博上回应称，已对车主账号进行扣分及暂停接单处置，后续将根据客诉处理进展及时更新。

过去一贯选择低调的网约车公司嘀嗒出行，在这一跳车事件之后被推上了风口浪尖。

约谈处罚成“家常便饭”源于商业模式缺陷？

嘀嗒出行在整个出行市场都算比较另类的，目前只有两项主要业务：出租车和顺风车。嘀嗒选择从顺风车业务切入出行市场可以理解，毕竟顺风车作为C2C的模式，属于轻资产运营，平台本身不需要承担太多的资金压力。在这个烧钱如流水的行业，除了滴滴外，估计也没有谁能够随便撒钱。

另外嘀嗒已经确认实现了盈利，而这显然也与其顺风车业务有关，除了资金压力小之外，顺风车业务另一个优势就是：顺风车早期时候已经被滴滴验证过可以实现盈利。毕竟如今在出行领域能够盈利的企业还是少数，而这也可以作为嘀嗒的一项优势。

然而顺风车相比快车、专车看似简单，但是其背后需要冒更大的风险，也会有更多的坑等着去踩。

在2019年9月，据深圳市交通运输行政执法支队微信号消息，广东梅州罗女士搭乘嘀嗒顺风车，被无运营资质司机蔡某猥亵。涉嫌非法营运的涉事司机蔡某被警方行政拘留5日。去年8月份，因“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嘀嗒的运营主体北京畅行公司被合肥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罚款4次，合计罚款10万元。

今年5月，交通运输部、中央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信访局等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8家成员单位对嘀嗒出行等交通运输新业态平台公司进行联合约谈。

今年9月，交通运输部会同中央网信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交通运输新业态协同监管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对嘀嗒出行等网约车平台公司再次进行联合约谈。约谈指出，近期，部分平台公司通过多种营销手段，恶性竞争，并招募或诱导未取得许可的驾驶员和车辆“带车加盟”，开展非法营运，扰乱公平竞争市场秩序，影响行业安全稳定，损害司乘人员合法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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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本溯源，本质上嘀嗒出行的商业模式就存在缺陷，顺风车业务面临着三大不对称特性。

信息不对称。尽管平台也会对司机的背景进行核查，但是并不会像快车专车那样严格。而且专车快车要求司机必须考取《网络预约出租汽车驾驶员证》以及司机驾驶车辆需获得的《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运输证》，双证齐全才可上路，而顺风车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司机并不是完全在平台的掌控之中，很可能脱离平台和乘客进行私下交易，出现不可控的风险。

认知不对称。快车、专车是标准的营运车辆，司机也多为专职司机，但是顺风车不同，顺风车司机并不靠此为生，也只是赚个油费，主要是分担成本，这也让顺风车的质量不可控。而乘客认为自己付费了应该享受专车快车之类的高品质服务，大部分司乘冲突就是由于双方认知不对称造成的。

信任不对称。目前出行领域的安全措施不断得到加强，平台一般都会要求车辆装载录音录像设备，前后行车记录仪，还会提供全天候GPS路线，严苛的背景审查。但是对于顺风车司机，平台的种种措施很难落地。

本来司机也不是专门干这行的，没必要花费那么大精力去搞这些，而且这些成本司机也不一定愿意负担，如果平台强制的话，很可能导致司机的流失，对于平台也会产生不利影响。

商业模式漏洞之外，如果企业为了盈利不择手段的话，问题更加凸显。

在去年年初疫情期间，嘀嗒出行也曾违反北京市有关"疫情防控期间，暂停出入京顺风车业务"的要求，被北京市交通执法总队责令立即整改，关停该业务。执法人员在检查中还发现，"嘀嗒出行"平台公司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对此，依据相关规定对"嘀嗒出行"予以15万元行政处罚。据天眼查APP显示，嘀嗒出行也已经多次因网约车平台公司未取得经营许可擅自从事或者变相从事网约车经营活动的事由被处罚。

违规事件似乎有些多了点，可见，嘀嗒最大的问题就是风险意识不足，过去安逸的舆论环境让它缺乏滴滴现在的如履薄冰，这或许也是嘀嗒经过长时间积累却没有被发现或引起重视的系统性风险。

客观地来讲，确实能够看到嘀嗒希望能够做好顺风车的安全、合规。不过，被约谈之后的嘀嗒，显然并没有什么有效的改进措施，也难以控制商业模式本身带来的安全风险。

嘀嗒上市之路，也要被迫“跳车”？

从整个市场环境来看 ，公交、地铁等城市公共交通越来越完善，单车、电单车满足了“最后一公里”，与此同时，私家车数量也在连年增长。出行方式的多元化使得打车需求增长空间并没有想象中那么高。

另一方面，随着行业中竞争玩家越来越多，司机的数量也在不断增长，在部分城市运力的供给甚至于超过了需求数量。

在这样的供需环境下，专车快车、顺风车以及出租车等市场不断缩小，只有出租车和顺风车两项业务的嘀嗒，在商业上的天花板也会越来越低。

实际上，网约车与顺风车有着完全不同的商业本质，前者是出行需求和出行运力的大规模匹配，而后者是在共享、环保等理念下，对于现有出行运力的调整和优化。前者的内核是商业，是以盈利为诉求的市场经济行为，而后者的内核则更像是一个商业化运作的社会福利组织，商业不是后者的目的，而是达成最终目的手段。

比如，从平台业务结构来看，顺风车对于嘀嗒而言是变现业务，实际上承载着嘀嗒更多的商业变现的诉求，而对滴滴、哈啰而言则是流量业务。前者依靠顺风车流量变现，后者则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出行服务生态。

也就是说，出行平台是工具，变现则要靠服务，建立起从工具—场景—变现的商业闭环，才是出行商业的生态形成正向循环的关键。

顺风车的本质是什么？就是在固定的时间，让需求与供给得到匹配，供给端运力要实现密集覆盖从而满足分散的需求，因而顺风出行这一双边市场的核心在于注册的司机而非乘客。顺风车司机准入门槛过高，则运力不足，门槛过低，则安全风险也会加大。

对于嘀嗒等专注于顺风车业务的出行平台而言，要想创造出足够的价值，有三大不可控因子需要去解决。

首先，用户忠诚度的不可控。从用户角度来看，顺风车的主要客群本身就是价格敏感型用户，忠诚度并不高，一旦有了高额补贴很容易逃离现在使用的平台。

其次，运力供给的不可控。顺风车司机大多为例“顺路分担油钱”，一方面服务质量不可控，乘客认为自己付费了应该享受专车快车之类的高品质服务，认知差异下供需之间的矛盾会出现新的变化。

最后，风险认知的不对称。顺风车多为私家车，而顺风车的运营对安全风险要求降至最低，平台一般都会要求车辆装载录音录像设备，前后行车记录仪，还会提供全天候GPS路线，严苛的背景审查。

从平台业务结构来看，顺风车对于嘀嗒而言是变现业务，而对于滴滴、哈啰而言则是流量业务。为什么这样说？嘀嗒最核心的业务就是顺风车，靠顺风车去实现流量转化，获取利润。而滴滴、哈啰们只把顺风车当做服务的一环，围绕整个“运力”版图去做生活服务的输出，这其实是种类似口碑、美团一般的流量生意。

当网约车的两种势力开始碰撞，做变现业务的玩家处于被动防御，要想扩张讲出新的故事只能“向上竞争”；而做流量业务的玩家发力顺风车市场更像是“向下竞争”，换句更常见的表述就是“降维打击”。以滴滴为例，只是在现有运力的基础上，加上个顺风车服务而已，可嘀嗒要想深入滴滴腹地可不是加一个插件服务就行得通的。

从资本市场的角度来看，根据天眼查App融资信息显示，嘀嗒最近一轮融资则仍旧是2017年的D轮，即便是去年宣布实现盈利，但资本市场显然希望获得更大的回报。

在资本遇冷，行业仍然存在变数的可能性下，嘀嗒获得下一轮融资的可能性也大大减少，IPO可能是一条让资本方满意的选择，只不过，在屡次涉嫌违规以及近日又被相关部门约谈之后，嘀嗒的上市之路也走得异常艰难。

在今年4月，据港交所，嘀嗒出行的香港IPO申请已于上周失效。据界面新闻爆料，知情人士说，该公司计划重新提交香港IPO申请。其中一人说，交易所询问了嘀嗒许多有关其在运营城市的牌照问题。

合规是嘀嗒始终需要面临的问题，未来即便上市成功，一家经常被行政处罚的企业会给人一种缺乏敬畏心的印象，给投资人一个不好的印象，进而“用脚投票”，降低对企业的价值评估预期，也难有较好的估值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