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品/联商专栏

撰文/联商特约评论员孙裕隆

头图/联商图库

魔幻的2020即将过去，年初疫情爆发全民抗疫，在全国上下共同努力下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生产生活秩序得以恢复，虽然疫情偶有波动，但在精准防控的有效执行下，2020年我们穿越了疫情，经济发展取得了来自不易的正增长，消费与零售领域获得了较好的恢复。

而与之对应的是在年末之余，国家加大了对互联网经济的监管力度，从蚂蚁金服暂缓上市到阿里巴巴、腾讯被反垄断处罚，紧接着是12月23日各大媒体扑面而来的是阿里巴巴因被举报实施“二选一”的垄断行为，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阿里巴巴立案调查，紧接着是媒体披露金融监管部门将约谈蚂蚁金服的报道。

一时间，阿里巴巴这个引领中国互联网经济一骑绝尘的世纪明星变成了人人喊打的妖魔怪兽，浏览各大自媒体及公媒体上对反垄断的文章，文章后面的留言无不充斥着一边倒的讨伐声与呐喊声。

笔者多年的零售与消费行业研究与咨询经历，也对以四大互联网平台为主的一系列对消费产业的野蛮砍伐与伺机垄断的行为强烈反对，但对当下突然燃起的这股狂风暴雨也颇为担忧。

新中国进入本世纪以来，一方面通过不动产要素市场化快速盘活了中国整体经济产业链的活力，释放了巨大的内需市场潜力；同时互联网经济也在这二十年中得以快速发展，成为中国经济领域为数不多领先于世界的规模性产业。

二十年时间互联网经济由传统PC电商、搜索引擎起步，一路发展到以移动互联网为支撑的全域消费与服务覆盖，不仅仅涉及零售、服务、互联网金融更是成为最大的蛋糕，所有零售与服务都围绕这个蛋糕展开无限布局，这里的无限一方面是指行业领域的范围，另一方面也在市场基本伦理与社会道德层面出现了无限，前者的无限与后者的无限联手制造了中国的互联网经济盛况，单纯从行业领域层面看，互联网为这些行业的效率改善与特定环节的成本优化带来了进步，从这个意义上将互联网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性基础设施与工具具有非常明显的价值。

当互联网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无法接受互联网本身的工具与基础设施宿命时，各种利用互联网技术展开的创新与创造就不可避免，而最具有经济性的创新与创造莫过于对存量经济的改造与颠覆，技术作为生产力来推动行业进步无可厚非。

在这二十年中，互联网技术进步的利益牢牢的被为数甚少的独角兽企业所掌控，而阿里巴巴、腾讯、京东、美团、拼多多、滴滴打车这几家纯粹依托于互联网发展起来的行业独角兽，带着各自的美好使命一路披着创新着的光环披荆斩棘，互联网经济在中国的繁荣让世界瞩目，而其中的消费互联网更是迎来了国内外众多资本的亲睐，只要是围绕消费互联网展开的商业探索与尝试，烧钱开路便成为标配，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的中国市场更是迎来了互联网经济的高度活跃期，在这个过程中以阿里、京东为首的互联网电商平台频频爆出各种不正当竞争行为，频频出现各种假冒伪劣商品损害顾客事件。

伴随着2015年国家层面对“互联网+”概念的提出，互联网经济成为了从国家到各级政府普遍追求的经济发展导向，互联网经济创新迎来爆发期，互联网平台的存量整合进入裂变期，生态化覆盖成为互联网平台的基本选择，在这场生态覆盖的大战中，为日用生活必须品消费份额的争夺成为了焦点。

这场争夺中互联网平台并没有输出优于传统消费行业更好的商品与服务，仅仅是将传统行业原有的商品进行了互联网化，通过优势品牌与商家资源的整合与控制，通过非正常性价格补贴进行存量商业的消费转移。

如此往返形成了互联网经济的基本操作范式，这种范式在流量边界越来越临界，数据价值越来越明显的时代，以更加粗暴的方式进入更加频密的生活领域便成了互联网巨头的不二选择，然而，愈加频密的生活领域涉及的社会发展因素越复杂。

任由互联网平台简单粗暴的破坏，其结果不是带来这些行业的进步与升级，而是社会秩序的失衡与混乱。

实际上，近十年围绕互联网经济创新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异常严重，无论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而这些问题的持续爆发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政府的足够重视，以致于其带来的社会中基层民众的焦虑与抱怨也越来越大。

在内外环境错综复杂的当下，对阿里巴巴反垄断调查的落地、对蚂蚁金服上市的叫停不再是仅仅基于监管合规的问题，而是中国未来的社会与经济治理必须要完成的成长反思，在这个过程中的政府职能部门必须从事后追责进化到对新事物新经济的同步成长，对任何新事物新经济发展模式都应该设定基本的社会伦理与市场准则边界，从发展前预防到发展中控制、发展中总结不断提升行业服务与监管能力。

服务是呵护是给予经济创新体信心，监管是保护，是让经济创新创造体始终拥有相对稳定与公平的发展环境，只有经济创造体拥有持续的信心与稳定、公平的环境，整个社会才会迎来治理体系的高度文明与发达。

否则，我们的经济发展持续性和稳定性会成为一个很难突破的课题，因为每一次运动式治理带来的总是社会大众心理的扭曲式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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