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网络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公益在近几年悄然崛起，逐渐颠覆着传统公益行业的运作方式。但是，由于信息的极度不对称，公众尚未对互联网公益产生足够的信任。

近日，非洲小朋友举牌送祝福或打广告的视频在各类社交平台走红。这类视频其实是淘宝上的商品，每个视频售价为二百元左右。商家在商品介绍中承诺，视频销售获得的费用会成为小朋友们的报酬，以帮助他们改善生活条件，所以商家将出售此类视频的行为称为爱心公益项目。但是大众却对这个所谓的“公益项目”产生质疑，认为其只是商家为了利益编造的“伪慈善”。而淘宝客服表示，如果这类商品被证明违反相关法规，将对商家进行处罚。实际上，现在很多店铺已将此类商品下架。

而互联网公益众筹的发展也不太顺畅。盈灿咨询近期发布的《2017年7月全国众筹行业月报》则表明，众筹行业整体情况不容乐观，原本就只有12家的公益众筹平台在7月又减少一家。

一系列事件表明互联网公益还有待监管，去年9月出台的《慈善法》以及今年7月底公布的两项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的行业标准，显示了国家对互联网公益发展的重视及管理意愿。但是互联网公益的发展光靠政策规定是远远不够的，于是将科技融入公益的智慧公益渐渐崭露头角。

智慧公益与互联网公益不同，前者是对后者的补充

互联网之于公益，是一种工具，是一条传播渠道。互联网平台的多样性赋予互联网公益各种形态，而其中的代表当属公益众筹。公众个人或团体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出众筹信息，再通过社交平台的传播令其被其他人知道，最后救助者用网上支付的方式支出善款。整个众筹过程均由互联网助力完成，这是互联网公益形态之一。

同时，互联网也给闲置品的公益化处理提供了平台。网友将闲置物品拍照上传至平台，然后互相申领想要的物品。但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旧物传递的物品还占少数。于是便有企业通过类似的平台，将旧物直接对接到慈善机构处，实现效益最大化。

再者，各类购物平台上也有“公益宝贝”的存在。按照自愿原则，商家上架“公益宝贝”，承诺每售出一件宝贝，就向指定的公益项目捐赠相应比例的金额。每年通过这种方式募集到的善款，可以达到数亿元。

除此之外，将公众某些活动转化成相应的公益物品也是互联网公益存在的一种形式。如支付宝的蚂蚁森林，便是将用户每日行走的步数转换成“能量”。“能量”每积累到一定数值，公益组织或环保企业就种上一棵树。再如，APP米公益的用户可以通过使用APP获得虚拟大米，然后再将虚拟大米指定捐献给某个慈善组织，之后大米又被换算成真实的物资，被慈善组织收下。

而智慧公益是在互联网公益的基础上，对公益工作的进一步优化。智慧公益将大数据、区块链、众包等科技和理念运用到互联网公益上，以使互联网公益的体系更加有序、透明和完整。互联网公益还有很多需要完善的地方，智慧公益就是对这些方面的补充。但是，由于智慧公益还处在初生阶段，许多想法还没得到大规模的运用。因此，互联网公益需要智慧公益的协助，智慧公益需要互联网公益的推动，二者有不同之处却又相辅相成。

互联网公益缺陷无法忽视，智慧公益有望弥补不足

互联网的快速发展和普及，使得互联网渗透到生活中的方方面面，公益这一领域自然也不例外。互联网与公益的结合使得公益工作的执行效率大大提升，但是同时，这种高效率也带来了不少的麻烦。

其一，互联网只提供了信息发布和传播的平台，在信息对接方面却难以发挥作用。众所周知，信息爆炸是互联网时代下常被提起的一个词。对于公益行业来说，我国暂时还未出现一个大型且权威的平台，能够迅速整合相关信息，准确对接救助方和求助方。徒有信息的发布而没有信息整合，使得信息只是一味输出，信息两端无法直接相连，而围观的多是“吃瓜群众”，解决事情的效率并没有真正提高。这一点在需要专业救助而非金钱救助的领域表现出的影响更大。

其二，公益平台资金流向难以追溯，可信度得不到保障。在互联网公益还未普及的时候，“郭美美事件”就引发公众对慈善业的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在今时今日并未得到妥善解决。公众把财物捐献出售之后，就难以得知物资的去向和用途，因此很多人会对献爱心产生顾虑。而某些公益众筹平台按比例收取手续费的行为更是引发公众的不满，加重了公众对互联网公益平台的抵触情绪。

其三，由于通过互联网发布信息几乎没有门槛，因此对信息真假的确认也存在极大的难度。同时，互联网上存在着形形色色商家，总会有利用公益事件牟取利益的情况出现，其中“罗一笑事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去年十一月，一篇《罗一笑，你给我站住》刷爆朋友圈，于是小女孩罹患白血病、家人筹款救命的故事出现在大众视野。然而过不多久，就有媒体披露，治疗费用远没有公众所认为的那么多，罗一笑的父亲罗尔也并非无法承担这笔费用。感到被欺骗的公众愤怒万分，舆论立刻反转，大量言论指责罗尔利用大家的爱心，抨击小铜人借这次事件做了一次低成本营销。这一事件再次触到了公众敏感的神经，互联网公益背后信息的真假成为了公众关注的焦点。

其实归结起来，所有不足最终指向的都是信息不对称。而智慧公益正在试图用科学智能的手段，去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智慧公益将大数据的理念应用到平台上，能够有效解决信息收集、整理以及对接的问题。智慧公益平台将公益组织、公益项目、公益服务领域等相关信息收集起来，搭建相应的数据库，然后将结果分类呈现在公众面前。往小了说，公益网站可以通过这项技术帮助求助者和救助者迅速建立联系，然后双方按照各种细分条件进行双向筛选。往大了说，大数据可以为整个社会描绘“慈善画像”，进而分析出不同地区、职位、学历等公众的共性，为公益活动的策划提供依据。

其次，互联网区块链技术有望使公益账本做到公开、透明。众所周知，一个公益项目由开始到正式运营再到结束，中间需要经过很多环节，但是每个环节的信息公开度却不高。而将区块链技术运用到公益领域后，整个过程会被划分为若干个节点，每个节点有相应的认证手段。这与网购后查询快递类似，包裹每到一个站点就要打个卡，而捐赠的物资就好比包裹，捐助者可以很容易的查到自己捐献的财物去往何方。基于技术的手段使得区块链有信息难以被篡改的特性，因此这套体系能够增加公众的安全感，提升他们对公益平台的信任。

同时，智慧公益平台为了保证公益组织的可信度，只会收录审核通过的组织，并在之后建立算法，用科学评价体系对其后续活动进行监察，防止公众被欺骗。

国内公益事业起步较晚，智慧公益发展困难大潜力也大

目前，国外已经有企业在从事智慧公益的工作。Cradle就是一款旨在降低捐献者选择成本的软件。在Cradle的帮助下，用户可以很快捷的决定捐赠平台以及捐赠数目。Segovia则是为慈善组织搭建的平台，这个平台开发出的管理系统能够帮助非政府组织找到最需要帮助的人，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防止组织内部腐败。还有在纳斯达克上市的Blackbaud，实现的是用大数据进行对人、钱、项目等的管理。

而在国内，也有布局智慧慈善的平台出现。阿里巴巴联合100多家主流媒体共同打造“天天正能量”公益平台，推出国内首个公益领域首个大数据开放平台。之后，玛娜基金会推出“方舟平台”和“公益机构信用评分系统”，着手打造“数据+公益”体系。而蚂蚁金服也率先实现区块链技术落地。但是与国外相比，国内慈善事业起步较晚，各类平台的各项机制尚不完善，智慧公益的打造并不是一件易事。

一方面，大数据的采集有着不小的限制。目前，国内多数慈善机构还没有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这就造成了资源的浪费。而即使对数据有足够重视程度的慈善组织，也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以对数据进行更妥善的保存和处理。同时，“数据+慈善”也绕不过个人数据所属权的问题，因此即便成功收集到数据，在数据所有权上也会产生争议。

另一方面，区块链技术的运用有技术困难和社会阻力。区块链技术的核心是打通各节点，如果一个环节出现漏洞，整个链路就不够完整，数据传递也就无法实现。另外，区块链技术成功实现就意味着所有信息公开、透明，而这恰恰破坏了部分企业的盈利模式。可想而知，在区块链技术的推动过程中，会受到巨大的阻力。除此之外，如何打消公众对区块链技术的顾虑，让他们相信科技能确保信息的真实性，也是一大难题。

我国智慧公益处在起步阶段，未来的发展面临重重困难，不过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它才有更多的可塑性和不确定性。智慧公益的目标不仅仅是改变公众做公益的行为方式，更是重塑人们对公益的认知。

好消息是，很多企业已经先于公众一步，在对公益的态度上有所改变，并通过各自的优势为公益事业出一份力。

九寨沟地震的消息一经传出，多个互联网平台迅速响应，投身公益。腾讯迅速上线“九寨沟地震救在壹线”筹款项目；快手、秒拍等短视频平台实时推荐或置顶灾区相关视频；高德地图第一时间上线灾区交通路况信息；百度贴吧、今日头条等推出寻人、报平安等置顶内容……虽然某些平台并不主打公益，但是从他们的举动中我们可以发现，公益的意识已经深入互联网各个角落。

然而在有条不紊的行动背后，隐藏着的是公众隐隐的担忧。善款是否真的被有效使用？企业是否假公益之名行营销推广之实？全网动员是否真的能够给灾区带来帮助？归根结底，这一系列顾虑都源自公众对互联网公益信心的缺失。

公众对互联网公益失去信心之时，正是智慧公益利用科技切入公益事业之际。而一旦智慧公益的发展走上正轨，给公益事业带来的颠覆将会是巨大的。因此，智慧公益的发展需要有人勇敢试错。率先迈出这一步的企业，有失败的风险，更有重塑公益事业格局的潜力。

刘旷，以禅道参悟互联网、微信公众号：liukuang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