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薛婷）

文 | 易不二

来源 | 螳螂观察

在过去150年历史中，武汉曾多次备受瞩目。

1890年，晚清名臣张之洞力主洋务，中国第一家近代钢铁大厂“汉阳铁厂”在武汉拔地而起，中国钢铁工业正式起步，中国工业文明由此觉醒。

（来源：见水印）

1911年，孙中山领导下的革命党人，在武昌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推翻了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

1927年，中国革命面临重大危机，中共中央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这场被后世称为“八七会议”的历史转折点，确立了武装斗争救中国的大方向。

2020年，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武汉用3个月左右时间取得了决定性成果，创造了人类同疾病斗争史上又一个壮举。

然而，在2021年年初，随着成渝城市群进入国家战略，各大媒体争相将“中国第四极”的位置冠予成渝城市群之时，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之首的武汉，也只能咽下“中部塌陷”的无奈。哪怕，“武汉城市圈”早在2006年就被写入中央文件，上升为国家战略。

（图：湖北日报全媒记者 梅涛 ）

当然，“第四极”只是一个相对概念，成渝和长江中游之间的竞争，反映的是城市发展的繁荣与活力。

只是，在中国经济版图的价值坐标里，以武汉为首的长江中游城市群究竟处于怎样的位置，还需撇开外界声音，把脉城市实力。

长江中游与成渝，为何难分伯仲？

自1957年法国著名经济学家戈特曼提出“城市圈”这一概念以来，已在全世界被广泛运用，并被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

改革开放以来，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圈的发展相当迅猛,带领中国沿海地区率先起飞，成为支撑全国国民经济的主要地区。

幅员辽阔的中西部地区，要紧跟沿海发展脚步，朝共同富裕的目标迈进，也迫切需要强大的内部引领力。

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的地理位置，都是中国经济版图的关键存在。如果中部不强大，东部的资源优势也无法传导到西部，而西部的能源优势也难以被东部充分利用。

因此，无论从国家战略层面，中部崛起层面，还是西部大开发层面，大力发展长江中游城市群与成渝城市群，都是势在必行。

长江中游与成渝这两大城市群，在担当中国“第四极”的展位位置上，又各有优势，难分伯仲。

从体量上看，无论是人口、面积还是GDP，长江中游都要明显优于成渝。

长江中游城市群跨域了湖北、湖南、江西3个省31市，有约32.6万平方公里，面积是珠三角的6倍、接近成渝的2倍，是目前最大的城市群。其覆盖人口达1.25亿，仅次于长三角的1.5亿常住人口，高于成渝的1亿常住人口。

人口、面积之外，GDP总量更是城市群体量的关键指标。

2020年，长江中游城市群的GDP总额超过8.9万亿元，遥遥领先于成渝城市群的6.8万亿元。

但从经济发展的融合程度来看，拥有浓厚文化认同的成渝，又明显比横跨多省“散装”而来的长江中游城市群，更能发挥协同效应。

在这一点上，被中共中央、国务院明确要求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发展的武汉也自揭其短，认为还需结成更加紧密的战略共同体。武汉市的主要领导在长江中游城市群省会城市商会上，就倡议要加强四省会城市“十四五”规划编制工作等对接，共谋未来发展。

但论城市群的产业层次和城市群内部的发展梯度，成渝就完全不及长江中游。

长江中游城市群只有武汉一个国家中心城市，而成渝城市群有GDP万亿规模的重庆，与千亿规模的成都这两大国家中心城市，但成渝在区域内的辐射能力和影响力却不及武汉。

长江中游城市群的三大省会，武汉、长沙的GDP早已加入万亿俱乐部，南昌也在朝突破6千亿目标发力。除此之外，襄阳、宜昌、岳阳等一批3-4千亿GDP规模的城市也在强势崛起。

但成渝城市群除了重庆与成都之外，内部城市却“青黄不接”，成绩最好的绵阳处于3千亿GDP规模的位置。

资源过于集中，没有可以扩散的次中心“腹地”，也导致了成渝城市群的产业层次与长江中游城市群存在一定差距，尤其是在高新产业、新兴产业发展上，还需朝长江中游城市群看齐。

“1+8”的18年

成渝城市虽有“双雄”但内部城市却难以接力，而长江中游城市群却能形成接力梯队，这一优势局面，更多的是得益于武汉城市圈的集中引领。

因为，从城市群本身的发展来看，中心城市圈的引领作用十分关键。

一线贯通，两江交汇，三镇雄峙，九省通衢，占据独特地理位置的武汉，在中国历史上的很多重要时刻——内陆开埠、武昌起义、北伐战争、解放中原等都担起了重要角色之后，面临“立足中游、引领中部、服务全国、链接全球”新时代使命，武汉开始扩容“朋友圈”聚力。

2002年6月，时任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在中国共产党湖北省第八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武汉市要着眼于提高综合竞争力，构筑在国际竞争中有比较优势的产业体系和现代化基础设施框架，拓展和完善城市空间布局和功能分区，形成武汉经济圈，更好地发挥对全省的辐射带动作用。”

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核心城市圈——武汉“1+8”城市圈，就此启程。

至今，已经“成年”的武汉城市圈，在经历了全面推进、提质增效、融合贯通的发展之后，早已证明了引领者该有的实力与作为。

对于武汉来说，2020年的特殊性举世皆知。但武汉城市圈2020年的地区生产总值仍然高达2.64万亿元，在中西部都市圈中稳居首位。2021年前三季度，武汉城市圈地区生产总值超过2.1万亿元，同比增长18.9%。据这个态势，预计2021年，武汉城市圈经济总量的中西部领先优势会进一步确立。

这片英雄土地，能够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从重创中修复，并以惊人的生命力实现反转增长，核心支撑点在于武汉“1+8”城市圈的“1+8”产业分工合作。

比如，以“汉阳铁厂”为代表的“共和国工业脊梁”，曾经的铁血与光荣，在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全面提档，涅槃重生。钢铁、石化、机械制造等传统制造业，紧跟国家工业的转型，升级为汽车、光电子、芯片等智能制造产业，迈步新的发展能级，并带动周边城市走向“九城合一”的一体化协同发展。

截至2021年9月，武汉城市圈规上工业企业达到8467家，居中西部第一。

其中，作为尖端智造业的“光芯屏端网”，以聚集了1000余家光电子信息企业的武汉光谷为“核”，辐射至鄂州、黄石、天门、潜江等域内城市，合力托举成三大世界级万亿产业集群之一。

（来源：长江网）

这种分工明确、合力共赢的产业分工，在新兴的大健康和生物技术产业上也表现得淋漓尽致。

2020年，武汉的大健康和生物技术产业规模已达4000亿元。并且，光谷生物城的“飞地”园区在省内已达16个，并与天门、仙桃、黄石、黄冈等4个域内城市共建了武汉国家生物产业基地地方产业园。

除了产业有联动，在最为关键的人才与科研实力上，武汉城市圈拥有103所普通高校，以高校发展质量竞争力全国前三的实力，与珠三角、长三角、大湾区并驾齐驱。

如此一来，在“研发在武汉、制造在城市圈；头部在武汉、链条在城市圈；融资在武汉、投资在城市圈；主链在武汉、配套在城市圈”的一体化产业格局下，人才优势也随之扩散至城市圈，不仅武汉自2017年以来已连续4年成为人才净流入城市，咸宁、黄石和鄂州等城市早已从人口净流出转为人口净流入。

有了人才的底层竞争力，产业创新力就能持续迸发活力。联合国知识产权组织发布的“2021全球城市集群创新指数报告”显示，武汉创新指数4年连进18位，位列全球第25、国内第6、中西部第1。

这也有力地推动了武汉城市圈经济结构的高质量转型。2013年到2020年，武汉城市圈的一、二、三产业结构由9.8：49.5：40.7转型为5：40：55，高质量发展成果已经显现。

“第四极”定论中部的必然

在“第四极”的激烈博弈中，武汉奋力彰显“中部崛起”的引领担当，为长江中游城市群打开了新的竞争格局。

作为长江中游城市群的另一核心力量，长沙也在做大中心城市规模，对内增强辐射力和引领力，并增强城市活力和吸引力。这也是为什么，长株潭城市圈能够与武汉城市圈一起，成为国家顶层设计中的一环——国家“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推动长江中游城市群协同发展，加快武汉、长株潭城市圈建设，打造全国重要增长极。

而南昌在深刻反思“经济总量不大、产业层次不高、创新能力不强”的现状后，也以武汉、长沙城市圈为目标，喊出“敢于再打一枪”的声音，在创新驱动、产业升级等方面持续发力。

在武汉城市圈的引领力之下，长沙、南昌城市圈呼应而来，形成了“众人拾柴火焰高”的鼎足之势，争得了长江中游城市群在中国经济版图上“第四极”的应有之位。

这样一来，长江中游城市群在连接南北、启承东西的战略价值与区位优势下，又能与成渝城市群合力带动西部大开发，为中国经济版图开创新格局。

长江中游城市群在“第四极”站位打开的更大发展机遇下，武汉城市圈在综合实力、协同发展的提升上，又迈入了新的台阶：

承接武汉成果转化和产业的黄冈，引进落户产业项目31个，总投资218.56亿元；

鄂州的水陆空多式联运体系，为武汉城市圈走向世界铺就立体交通网络；

黄石不仅“家里有矿”，还聚集了全省三分之二的PCB企业；

咸宁在绿色农、林、水产业之外，正如火如荼地打造500亿电子信息产业集群；

武汉的轨道交通10号线延伸至仙桃后，一批批企业也选择了在仙桃生长；

潜江的“光芯屏端网”产业配套基地建成，成为了武汉的“追光者”；

武汉城市圈的大健康产业，已在天门扎根；

孝感紧跟武汉步伐，共建车谷产业创新大走廊，目前已完成新能源车及零部件企业100余家的“安家落户”。

“九城如一城”的抱团态势，使得武汉城市圈以不到湖北省三分之一的面积，集中了全省一半以上的人口，共享了超过60%的GDP总量。

这也让武汉城市圈的引领者姿态更加凸显，以城市互融、产业互旺、人才互通等方面共生共荣的标杆之势，与长沙、南昌城市圈“兄弟齐心”，助推长江中游城市群从中国“第四极”，进位世界城市群。

再回望过去150年历史，武汉其实从未远离聚光灯。

力主洋务的张之洞时代，武汉是在上海之后，位列第二的“大武汉”。

改革开放之前，武汉的综合实力是仅次于北京、上海、天津三个直辖市之外的省会城市。

在经历了2020年疫情之后，武汉仍然以磅礴之势再出发，跻身全国城市竞争力排行榜前十。

从而，麦肯锡预测，到2025年，武汉将以达1310万人口，2.65万亿GDP，在全球城市经济增长量中排名第11位。

如今，在国家共同富裕与双循环的发展新格局下，武汉“1+8”城市圈引领长江中游城市群，又将中国“第四极”的镁光灯点亮。

这是桂冠，更是责任。

但长江中游这个任何城市都不是配角的城市群，已经列好队形，挺起“大国崛起”的“中部脊梁”。

参考资料：

《武汉城市圈，如何“1+8＞9”？》湖北日报

《被低估的武汉城市圈，被期望的“中国第四极”》喻家大院

《武汉长沙合肥南昌再次握手！成渝“第四极”面临变数？》西部城事

《武汉城市圈是个什么圈》新华网

《那不只是武汉，那是中国的腰板》虎嗅

*本文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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