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至今已经30年有余，期间中国经受住了亚洲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以及欧债危机的洗礼，尤其最近10年，在大规模的金融危机的侵袭下依然能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速，中国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然而如今中国经济遇到了发展瓶颈，资源压力日增、环境与腐败问题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此起彼伏，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不可持续。目前中国发展面临三大内部矛盾，即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冲突，党派政治、威权政府与民主法制诉求的对立，以及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自由理念的矛盾。这三大矛盾是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障碍。

市场经济体制与计划经济体制的冲突

自1994年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以来，市场体制导向的共识成为了推动中国经济改革的思想基础。由于市场主体的自主性得以释放，私人部门的活跃度大大增加，中国经济迎来了长达十几年的高速发展期。

但是在转型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许多遗留问题与阻碍。在当今世界经济形势低迷之时，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弊病更加引人注目。诸如要素价格扭曲、产权制度不完善、权力寻租严重、贫富分化现象突出等问题，都是计划经济体制残留和市场经济体制在冲突中并行造成的制度性难题。

党派政治、威权政府与民主法制诉求的对立

随着中国人民公民意识和政治素养的提高，中国的中央集权体制逐渐被大众所了解和批判。威权政府给社会造成的一系列负面影响，包括腐败滋生、人治凌驾于法治、社会不公正等，也激起日益严重的社会矛盾，从而激发了人们对民主法治的诉求。

法治给了民主规范的制度环境，而民主会促进法治的健康发展。二者相辅相成，这样才能推动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护人民的权力不受侵犯。威权政府与民主法制诉求的对立，也是未来十年中国政府需要解决的矛盾。

传统价值观与现代自由理念的矛盾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社会积淀了一系列独特的价值观。近代以来，由于西方文化的冲击, 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已增加了不少新的成分，但距离现代社会的要求还有一定差距。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农抑商、因循守旧、泛道德主义、家长制传统、权威思想等价值观与现代社会中商品经济、革新创造精神、多元价值取向、自由平等、法治精神等价值观仍然有着激烈的矛盾。在倡导现代价值观的同时，也不颠覆传统价值观中有价值的部分，是中国未来取得长足发展必不可少的文化基础。

尽管面临这三大结构性障碍，但我们可以乐观预估中国经济未来较长一段时间仍会稳健发展。这依赖于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机遇、公民社会形成带来的内在秩序、互联网时代媒体开放信息透明带来的效率，以及全民改革共识与精英层抛弃革命的共识带来的稳定。

融入全球化的国内经济

中国幸运地在对外开放之时恰好迎来了经济全球化，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带给中国经济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自2001年加入WTO以来，全球化更为中国经济的腾飞带来强大的推动力。中国把握住了全球化给中国带来的巨大机遇，成功地将3亿农民转型为农民工，也让全世界迎来了中国制造时代。

面向未来，虽然经济和金融危机使得美国等一部分国家的短期政策开始倾向于内部保护主义，但全球经济分工化、专业化、更深层次的融合潮流却无法阻挡。虽然中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增长的重心在于内需，但国内消费能力的升级却需要中国升级产业结构，进一步开放市场，更深的参与到全球更高层次的价值合作网络中去。不可阻挡的全球化浪潮和不可逆的改革开放进程将使得中国经济演化进程和方向基本保持稳定。

个人\企业\社会的崛起

30多年的放权让利改革，让中国已经形成了规模庞大的有产阶层, 具有一定市场竞争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的民营企业集群，进而培育和繁衍出了名目各异，目标不一的稳定的社会机构（比如公益组织、行业协会、社团、媒体等等）。规模日益扩充的个人、企业、社会组织逐步形成诉求明确的利益主体，他们参与了市场、法治、政治的重塑过程并充当了稳定和促进改革的力量。

今天，虽然政府的职能定位改革推进缓慢，但中国政府的职能转型改革是不可逆转的。从体制上讲，中国政府将逐步从主导经济转向为社会提供公共产品；从微观层面的干预，转向宏观层面的调控；从对市场的替代转变为对市场的补充和纠正。与此同时，个人和企业在社会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将越来越重要，在经济和社会和谐发展中所承担的社会责任也日益增多，内容涵盖了教育、公共健康、就业福利、住房、社区改造、环境保护和资源保护等。个人、企业与社会的崛起，意味着中国正在向现代公民社会转变，未来的中国公民将会有更强的能力和素质维护社会公共秩序以及自身的合法权利。而这将成为中国政治改革稳定推进最为重要的力量。

媒体开放与互联网推动

近十年来，互联网推动着整个中国社会的信息共享。中国各个地区、各个层级、各个类别的专业媒体和组织机构纷纷在互联网上建造了自己的信息传播与信息服务的平台，形成了一个功能丰富、结构多元、布局广泛、规模庞大的信息传播集群。

在互联网技术创造的新的信息传播环境中，今天中国公众的知情范围不断扩大、公众表达空间不断扩展、公众监督权利不断加强、公众协商机制不断完善。未来十年，当互联网信息技术推进着公众直接参与社会描述、社会分析、社会监督、社会建设和社会协调之际，一个尊重公民权利地位、推动公民权利实现的公民社会的建构便呈现出端倪。

全民改革共识的形成与精英层抛弃革命的共识

在经历过漫长的关于改革的争论后，中国全民在左右之间、朝野之间达成了推进法治、扩大参与、平等权利、追求共富的改革共识。同时，精英阶层呼吁回归理性、选择合乎中道不走极端的改革路径、不走左右两种激进主义的道路、抛弃革命，保持稳定的发展和渐进的改革。未来十年，越来越多的官员、知识分子、普通民众会在中道与理性的基础上形成政治共识，超越左右极端。中国政治和经济改革有望在平稳前进中良性发展。

经济改革开放的不可逆，利益中坚层的崛起，信息开放与监督协商机制强化和共识的形成，成为中国经济稳步推进的四个车轮。在它们的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得以稳定增长，大规模的社会动荡得以避免，改革得以持续推进。

未来二十年的改革，曲折的过程与光辉的结果

中国经济虽然有许多稳定发展的保障，但并不能说未来就一定是辉煌的。正是由于中国采取了由浅入深、由增量到存量的改革战略，未来中国经济改革所面临的挑战是全面的。

正视中国未来改革的复杂性和风险，我们把2030年前的中国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未来5年，我们称之为改革徘徊阶段。由于全球经济在未来一个阶段内将持续保持低迷，因此中国经济的结构调整虽然已经成为一种共识，但却缺乏足够的动力。（中国经济结构调整必须要经历全球经济复苏中国经济压力减小主动结构调整实现全球价值链中的再定位国民收入增加国民消费能力升级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强化进一步推动产业升级与服务业发展的循环），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为了回避经济大幅波动的实质风险，中国政府在市场经济中职能的重新定位改革将推进得非常缓慢，甚至短期内还有可能倒退。中央政府为了稳定经济，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政府为了追赶发达地区，都有可能强化其在市场中的主导地位。这一阶段外部环境的艰难和经济、政治改革的滞后，将会造成较为明显的经济波动。同时，由于政治改革的力度和速度都跟不上微博微信等社区媒体推进的民众权利意识觉醒的速度，因此这段时间容易出现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爆炸式参与”，社会不安定的要素会日益凸显。

到2020-2025年，改革进入第二个阶段，我们称之为改革攻艰阶段。此时，全球经济将逐步复苏，中国经济改革的外部动力逐步形成。由于社会矛盾的日益激化，政治体制改革触发点将被启动。宪政机制建立，使得不同的利益诉求拥有合理的博弈与互动平台，政治制度将从威权主义转变为民主主义，社会将从人治社会转变为法治社会。法制改革会和民主改革互相推进，强调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立法机关将制订和颁布一系列覆盖各领域的法律法规，同时民众的法治意识也显著增强，律师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将会日益凸显。这些变革将会保障公民权利，提高政府透明度，维护自由平等的社会秩序。政治改革将会推动进一步的经济改革，促进中国经济进一步向非国有化、市场化、国际化转变。

到2030年，中国社会最终将达到经济、政治、法制全面改革和相互配套的稳定局面。中国经济将会在结构改革中重新平衡，经济增长从高速平稳回落常态，经济发展更注重质量和效益。国际收支将会实现基本平衡，特别是经常项目下的基本平衡。由于政府主导经济模式的转变，要素价格更加市场化，并可以更加自由的跨部门流动，私营企业得到更好的政策支持，国有企业退出部分垄断性领域。经济结构调整促进内需扩大，消费提升，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同时服务业得到大力发展，价值链延长，从而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增加值。市场竞争的增强，推动劳动生产率提高，人力资本改善，从而推进技术进步和产业升级。资源的日益贫乏促使能耗、材耗和碳排放量降低，绿色经济得以实现。由于政府职能转型，政府对公共产品的供给能力将会提高，收入分配也会改善，社会公平度得到提升。民主和法制建设的加强，将会为现代商业社会提供良好秩序。中国将成为稳健发展，市场化程度很高的民主法制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