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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敏洪是罗永浩的一面镜子

06月27日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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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 | 耳 令

编辑 | 小 橘

1990年,北京的秋天,暑气丝毫未减少。在北大,一位清瘦的青年男子正汗流浃背地骑着一辆三轮车,上面装着他在北大的全部“家当”。

车轮缓缓驶向校外,男子的心情有些沉重。北大三角地的高音喇叭和闭路电视,连续半个月广播了对他的处分。走在路上,陌生的学生和老师都能认出他——北大的教师,俞敏洪。

俞敏洪以北大的名义私自办学,成为了众矢之的。紧接着,原本属于他的福利和地位都“降级”了。分房子轮不到他,出国进修也没有他的名字。这位年轻的知识分子,很快便想到了离开。

砸了北大这个“铁饭碗”以后,俞敏洪的三轮车驶向了北大西边一个叫六郎庄的地方,在那里租了一间农民房。

屋内是冷清的、斑驳的四壁,屋外,一个时代即将崛起,正轰隆隆地发出鸣响。

改革开放正在酝酿新的突破,教育培训行业鸿蒙初辟,偶尔能听到新东方烹饪、山东蓝翔等技能培训的微弱声响。没了北大这颗大树可傍,俞敏洪更加卖力了,他跑到北京中关村,用广告将那里的电线杆刷了个遍。

这一年,在吉林,一个不肯向义务教育低头的“怪胎”,罗永浩,也离开了延边第二中学的襁褓。

离开校园后,罗永浩感受了生活的恶意,他觉得一切就像个“锤子”,而社会的苦难并不比校园的苦难更简单。

俞敏洪搁浅了出国的想法,罗永浩抛却了正常的人生轨迹。离开象牙塔时,他们说他们都有梦想,可是在当时,他们并没有想清楚自己的梦想是什么。

笼子内外

当新东方的红色卡车开进留耕初级中学的大门时,赞美声如潮水般向俞敏洪袭来。

新东方把8万套桌椅捐给乡村小学,那个在三十年前落寞地离开校园的男人,以一种体面的方式为属于新东方的时代划下了句点。

“双减”政策落地,俞敏洪在2021年过了一个“最难过的教师节”。可是人生的荒诞却在这种时候大放异彩。

俞敏洪不喜欢“商人”这个名号,并且多次公开表达对做生意其实没兴趣。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的梦想就是“成为中国教育领域中优秀的教育工作者,说的好听一点,就是教育家”。

2005 年的春天,在俞敏洪贴过小广告的中关村里,俞敏洪获得了“最值得尊敬的教育人物”在颁奖典礼上,他说出了对新东方未来的期许,是“建成一所好的私立大学” 。

第二年,新东方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了,俞敏洪身价暴涨成为“中国最富有的教师”。但与此同时,资本的牵引与推促,也将俞敏洪和新东方两相裹挟。

为了20%的增长率,新东方不可避免地被资本市场逼迫着前行。俞敏洪有一万个理由不希望新东方沦为瞬间勃兴的周期性公司。但新东方在未来数年的优势已然成为定数——依靠高成本的教师资源,以智力优势集中天然堆砌。

十几年过去,中国的教育培训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行业内波涛汹涌,新兴者后来居上,不断在短时间内创造财富神话。

新东方甚至算得上是教育内卷的始作俑者。在资本的裹挟之下,它所创下的巨额财富,如同在社会里撕出的一道口子,让无数人窥视到一个巨大的市场。

在它其后,诸多崛起的培训机构沿袭的依然是师资制胜的路数,极度同质化的竞争让知识产权建构、资本运营能力成为所有培训机构参与可持续性市场竞争的要件。以至于后来的许多年,新东方仍然需要维系这种高额的智力成本优势。

俞敏洪曾经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自己后悔上市,他觉得与资本互通“就如同娶一个女人,不但甩不掉,每年你还要为她增长25%的收入,不是因为你爱她,是因为你被绑住了。”

从1993年到2001年,俞敏洪一直是“个体户”的商业状态,就像一颗无名小草,自在地位自己沉浮。但当“小草”进化为“大树”,一个无形的笼子却罩了上来。

“我给自己做了一个笼子,无法往外钻,否则笼子一收紧,我就被吊死了”。

罗永浩在加入新东方前,看上去和俞敏洪是截然相反的两类人。他一讨厌英语,二讨厌当老师。就像他后来写给俞敏洪的万字信里形容的,他“生性狂狷、像个怪物”。

但当听到当英语老师有一百万年薪时,罗永浩还是向金钱低了头。为了加入新东方,罗永浩在几个月硬是活生生地消化了几十本“鸡汤”书籍。

2006年,罗永浩与俞敏洪闹翻,离开了新东方单干,他说“俞敏洪是我这辈子见过最没原则的人之一”,他说“新东方的很多老师上课的时候,都在对学生骂俞敏洪,这一定程度上是新东方的传统”,他说“新东方是一个小人得志的地方”。

在罗永浩看来,新东方制造了一个“理想主义者创业的美好形象,但实际是个100%的纯商业机构,这与自己的理念不符”。

罗永浩要飞出这个思想的囚笼,但在俞敏洪眼中,罗永浩不过是“披着理想主义的外衣,把自己塑造很高尚很纯洁”,他说罗永浩“太虚伪了”。

他们对彼此的评价,就像一句谶言,在许多年后,一度也流进了世人的口中。

横看成岭侧成峰,当时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其实是镜向的彼此。

和时代做交易的人

不可否认的是,俞敏洪是一个具有人文主义情怀的商人。他曾对教育行业的竞争表现过自己的担忧,认为新东方是被裹挟着进入一场教育内卷化的竞争。但当教育变成一种竞争,竞其中的杀伤力会让其偏离教育本来的目的。

但俞敏洪也明白,商业若是只靠情怀,难以长存。

无论是2006年新东方走向大洋彼岸的纽交所,还是把创业经历写成书、频繁地上电视节目,俞敏洪完美地完成了“商人”这个身份。

所以对俞敏洪个人而言,一切更像是他与时代做的一场交易。

他在中国教培鸿蒙初开时听见了时代的声音,牺牲了出国留学的理想,以至于在许多年后,他仍在直播间里对此念念不忘。

他能果决地选择脱下北大的长衫,牺牲自己看重的体面。直到许多年后,那辆红色卡车开进校门,将他的体面送回了一些。但那个承载着教育梦的新东方,已经一去不复返。

更重要的是,他失去了随心所欲的自由。而教育家”这个梦想似乎从他骑着三轮车驶出校门那一刻起,已经渐行渐远。

罗永浩曾经鄙视这一切,但很快他也不得不与时代做交易。

创办锤子科技后,罗永浩做过《一个理想主义者的创业故事》的演讲,“当我们的商业能力和那些巨头没有多少差距时,理想主义将所向披靡。”

可是没有华为的核心技术、没有Vivo的门店开道、没有小米的发烧友定位,甚至相比于竞争对手,锤子科技都少了几分资本的荫泽。除了营销理想,锤子科技有什么优势?

2013年夏天锤子ROM发布后,面对铺天盖地的唱衰之声,罗永浩感到心凉了一半。

他开始反思是不是某些“情怀”并不能被理性至上的科技媒体透彻理解,以致于没能完整无缺传递给公众。

尽管罗永浩宣称“不被嘲笑的梦想不值得去实现”,但当他再次说起创业时,现实还是将恶意传递给他,仿若嘲笑喋喋不休的孔乙己。

2019年,老罗又带着他的骄傲回来了。从万人聚集的“鸟巢”到南城一个不起眼的学校体育馆。他的“锤子手机”最终还是卖给了别人,而簇拥他的声音也变成了“‘老赖’发新品了”。

罗永浩像堂吉诃德一般,依然坚持在创业的第一线。顶住资金的压力,顶住世俗的恶意。

2020年,上了“限制消费”名单的罗永浩开始直播卖货。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创业经历算是完整了”。

折腾几年,欠下六个亿,罗永浩这才终于正视了他的长处,不是资源整合,不是狂妄和敢拼,而是人格魅力。

罗永浩是一个天生的演说家,在舞台上,他有万丈光芒。以至于大多数人并不关心他在台下做了些什么。

大彻大悟的罗永浩选择放下身段、放下脸面去做直播、拍广告、上综艺节目。为了推销一款一千多元的刮胡刀,罗永浩在直播间剃掉了自己蓄了十多年的胡子。

但罗永浩显然并不认可自己的这种天分,三年还清6亿后,他便拂尘而去,准备去追寻下一个梦想。

老罗志不在此,而对于他的离开,媒体则精准地用了“逃离”二字。

俞敏洪曾经说过:“一个公司最大的瓶颈是老板”。但如果一个老板不肯正视自己的瓶颈,或许“遇难”的就不止一家公司。

对罗永浩而言,理想是一个抽象的远景。它可以在手机里实现,也可以在空气净化器里实现,还可以在TNT、聊天宝里实现。但就是不能在直播间里。

他是“卖梦”的人,他不愿“卖艺”。

但想要改变世界的老罗,似乎已经忘记了,改变世界的途径还有太多。

镜中人

《平凡的世界》里,有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物,孙少平。

在书的开头,孙少平是一个“丙”菜都吃不起的穷学生,到书的结尾,他是一个身有残疾的普普通通的煤矿工人。孙少平有许多次机会可以得到更好的生活,但他从头至尾都没有能够脱离所谓的“社会底层”。

这个人物之所以令人印象深刻,是因为隐藏在他身上的自尊令世人汗颜。他为了自己最平凡的理想,愿意俯身进入平凡的世界。

这世上不甘平庸的人太多,但敢于面对平庸的人少之又少。

新东方大厦倾覆时,俞敏洪突然想起了自己原本是农村的孩子。

“18岁以前我都是在江苏江阴的农村长大,很多农产品我都种过。”

创办新东方以后,俞敏洪几乎已经遗忘了儿时无忧无虑的农村生活。直到2021年,在紧迫的形势面前,重新踏入农业的想法才在俞敏洪的脑海里生了根。

新东方直播一直不被看好。直到董宇辉爆红,引发了市场的诸多猜想。

但在俞敏洪内心身处,更多的应该是焦虑感和不安全感。他曾经在书里说过,一个饭店不能只有一个厨师。因为那唯一的厨师一旦离开,你的饭店也难以为继。

俞敏洪的担忧在这个时代得到了更加迅速的验证,猎头的高薪挖角,很快就传遍全网。

新东方直播还会诞生出下一个“董宇辉”吗?我们不知道,但可以确定的是,俞敏洪会全力以赴,就像那些年培养名师KOL一样。

想以教育家身份被认可的俞敏洪,再次在“成为商人”这条路上安营扎寨。他要为残留下的部队负责,他没有退路可走。而那些更高洁的理想,统统随他去罢。

而新东方,看是变了,又像是没变。智力和人气的堆砌依然是资源优势所在。

背负着理想主义包袱的罗永浩,此时似乎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能”与“不能”。

罗永浩屡次创业失败,若说是机缘巧合,从表面上看,的确存在这个可能性。但不能忽略的是,他曾经参与过的每条赛道,都有人“逃出生天”。

老罗曾经在北京鸟巢的雨夜中说过这样一句话:我创业是为改变世界,不是为赚你们几个臭钱。

这句话,几乎已经被世人拿来当作他的标签。

其实商业上的理想主义,大多都是战术抉择上的现实主义。乔布斯如是,俞敏洪亦如是。

他们往往在战略目标上有理想主义的一面,但在经营方针、营销路线,甚至是人事规划上,却称得上是功利主义。

比如俞敏洪鄙夷商业,他的目标就是赚更多的钱,去建更好的私立大学,成为真正的教育家。

而高呼理想主义的罗永浩,反其道而行之。在战术上过于理想化,在战略上过度功利化。

他急于追求一些不现实的目标,比如在智能手机乱战即将结束的时代宣称要挑战小米,但在关键的技术创新上,却几无建树。

俞敏洪在丢失了主战场后,迅速瞄准了这个时代最大的流量洼地。借鸡生蛋,他要的是未来那个蛋,和那个蛋里孵出的鸡。哪怕此刻需要躬下身居住在混乱的鸡窝里。

而罗永浩却离开了他亲自参与引爆的唯一的风口。他将继续拿着理想做成武器,与想象中的巨人决斗。

已经50岁的罗永浩,是否已经被“理想”僵化了?

红楼梦《十二曲》中对妙玉的形容是“太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

这句话如果用在罗永浩身上看起来有些牵强,因为比起绝世独立的妙玉,前者还有太多拥趸。可是罗永浩的“理想洁癖”却真实地改变过他与同僚的情谊。

遥想许多年前,他也像那些从锤子出走的同僚一样,对老板充满怨怼:那个满口理想的人,究竟是不是真的有理想?

而理想究竟是什么?

也许还要再过许多年,罗永浩才会明白,俞敏洪其实是自己的一面镜子,而他是俞敏洪镜中的影子。他们在镜向的世界中看彼此,把对方的左手当成右手,右手当成左手。

他们无法成为彼此,却又都是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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