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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商学院教授 周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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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教40年思考:大学是否做错了什么?

2023年0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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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联商专栏

撰文/联商高级顾问团主任周勇

头图/pixabay

1983年,我从商学院商科管理专业毕业后被统一分配到上海财贸系统的成人高校任教,其后从学校离职去企业十年,在老板手下分管营运、系统、公共事务、教育训练等多项工作,还创办了教育局与民政局登记注册的连锁学院,作为一名教员,参与公司4万多名员工的复训以及新进员工的培训工作。45岁离开企业重返商学院任教。按此计算,从业40年,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企业,都在教学一线从事教学工作。

在大学退休以后,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大学是否做错了什么?对这个问题,越早有反思、有认知、有改进,就越好。

(一)实践教学缺乏与实践的真正融合

以“创新创业”和“就业”为导向的实践教学,是我国大学尤其是应用型大学转型的重要举措,但实践教学仍然缺乏与行业实践的真正融合。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目标不一致。学校能够立项,并作为“科研成果”的,往往是教育主管部门设立的项目或工程,如“互联网+”的竞赛,市赛或国赛获奖,受到高度重视。

行业面临一大堆实践问题,需要研究探讨,提供解决方案。但这些课题,即使大学师生能较好完成,往往也不能被重视与有效认可。行政指挥棒下面的实践,往往变成了“自娱自乐”的闭门造车。

第二,考评不配套。在当下考评机制下,师生普遍缺乏主动融入行业实践的积极性。教师的科研评价,最终不是看你解决了什么实际问题,而是看你在什么级别的所谓的“学术期刊”发表了多少文章,拿到了多少“基金项目”。年度考评与职称晋升,主要还是看学术论文与承接来自政府设立的纵向课题,来自行业的横向课题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

教师发论文,是一个走独木桥的过程,有发表价值的学术期刊十分有限,大家争先恐后,找门路,想办法,用尽吃奶的力气,也不见得能发表辛苦半年或一年写成的论文。大学教师为了发论文,可以用12个字来形容:灰头土脸,焦头烂额,垂头丧气!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想融入行业,也缺乏时间与精力。这是一个考评导向问题。要求面向实践,考评导向缺乏有效的配套措施,教师就不得不关起门来做“键盘侠”。

大学师生不能真正融入行业实践,还热衷于搞“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就会出现“形式主义”的实践教学。校企合作,产教融合,如果能做到学校“高于实践”,就能长久。但现在往往是大学“低于实践”,所以,合作不长久。

“融于实践,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服务实践”,哪怕是高一点点,对实践有一点点指导与参考价值,校企合作也就能比较持久,且对双方都十分有益。

(二)教育经费浪费在途中

用纳税人的金钱,当然需要严格监管。但是,我在教学一线的切身感受是:由于教育经费管理不合理,导致严重浪费。

第一,用科研经费支付发表文章的版面费,发表一篇文章需要支付版面费,几百、几千、几万不等,形成了一条发文腐败产业链。发文章越多,拿到的科研经费也越多,再用科研经费发文章,甚至获得奖励。这种做法,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尽管时有控制,但办法总比困难多,发文章该收的钱照样收,明的不能收,就暗的收,暗的不能收,就通过第三方收。到朋友圈看看,很容易找到发文章的类似广告,还有自己不用动手就可以在论文与著作中“挂名”的合作。

凡是印刷得越来越厚,字越来越小,出版间隔越来越短的杂志,越来越没价值,它们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把尽可能多的文章印出来,收取更多的版面费。我们虽然不能说这是普遍现象,但如此明目张胆地搞“虚假发文”,到底是非法牟利者的堕落,还是教育工作者的堕落,或是学术期刊的堕落?

第二,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用教育经费这个牛鼻子牵着大学,牵着老师,牵着学生,按照他们的意图,自说自话地走着,大学围绕行政指挥棒转,这属于典型的“外行领导内行”,违背了“科学发展观”。

第三,教育经费以工程、项目的名义分配,大量经费耗费在申报、评审、立项、再评审、结题等过程中,存在一系列严重浪费甚至贪污行为。

我自己在大学一线的体验是:真正用于科研,用于教育,用于教师,用于学生的并不多,教育经费存在极大的浪费,而且这些项目也极大地耗费着教育工作者的时间、精力与精气神。如果好好用,GDP的1%就够了。省下来的钱可以让贫困家庭学生免费读大学。

第四,有些经费使用规定莫名其妙。文科教师的科研经费,能报销的用途极少,只能报市内交通费、部分办公用品、会务费等。如市内的地铁票,出租车票等,还要写上从哪里到哪里,甚至颠覆认知地规定,不得在一年内重复坐上同一辆出租车,晚上十一点以后的车票要说明打车原因等等。每周二下午,是几十年来雷打不动的教师业务学习与政治学习时间,学生也不上课了。

如果领导在这个时候到教师办公室巡视一下就会发现:教师在贴发票。找发票,贴发票,报发票,退发票,重贴发票,重填报销单,已经成为大学教师的基本功。用纳税人的钱,是应该小心翼翼,但这基本属于“刁难”老师。

我曾经用科研经费在公务采购平台买过一个五百多元的鼠标,后来被查到该鼠标具有“游戏功能”,不合规,便主动全额退钱给财务。我不认为不应该退,但既然可以报销就认可了,那就是学校的事。我们有位老师,在这个平台曾买过一个300多元的U盘,买回来还不能用。我体会:这是典型的劣质高价烂平台。

(二)大学行政化

大学需要行政,但主力与主体应该是教学一线的教师。一个小小大学,有三四十个行政处室,行政后勤人员可能已经达到全校教职员工总人数的三成,还要外包食堂,外包保安,外包清洁。大学需要后勤,需要行政,但如今的大学,行政主管的收入甚至高于同类职称的教师,一线专业教师不断流向行政担任所谓的“领导”,导致行政越来越庞大,一线越来越虚弱。

这可能不是普遍现象,与个别学校某一任领导的思路有关。但身为行政,还整天抱怨事情太多,忙不过来!因何事而忙?都忙点啥?我们不得而知!

我曾经算过一笔账:按照八个校级领导、40个专业计算,如果每一个校级领导管理5个专业,就不需要二级学院,也不需要系主任,校级领导如果连5个人也管不好,那就可以“下岗”了。当然有些大学很大,功能很多,不能按此计算。大学行政化的根源在上面,学校上面的教育主管部门的行政化是导致大学行政化的主要原因。

最后重审:我不反对业务外包,对行政后勤部门的作用也有充分的认知,但大学一定要以教学科研为中心。

(三)言传身教有所失衡

学生教育,严重地流于形式。思政是当下中国大学的重中之重。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确实需要重视。但目前存在两大问题。

为思政而思政。从思政课程到课程思政,再到一系列“思政课题”,整个大学,都在轰轰烈烈搞思政!这也合情合理。为了迎合“上面要求”,为了“应付检查”,就要求时时事事处处都必须留痕,教学计划要有思政要求,教学大纲要有思政要求,每门课程要有思政要求,每本教材、每个章节都要有思政要求,甚至PPT也要有思政痕迹,更狠的就是,不提思政,项目立项一票否决。如此等等,不胜枚举。

网上有很多类似的笑话视频,我觉得一点也不好笑,它就是实情!思政本来是好事,但过度了,泛滥了,流于形式了,就是“反思政”。

不讲理。大学的不少规章制度,其实很不讲理,这些制度的形成也缺乏师生的广泛参与,认知度与认可度比较低。思政其实是教育人讲科学、讲道理、讲事实,要求大家实实在在做人,认认真真学习,将来报效祖国。但是,大学这个最需要讲道理、讲科学的地方,你反而常常不讲理地去管理学生与教师,这是思政的最大负能量。

以身作则,言传身教,是教育工作者的本分,如果你言行不一,这是对学生最坏的教育!当然,大部分教育工作者尽管面临很多极为纠结的压力与困惑,仍然凭良心与初心,竭尽全力,想把本职工作做好,以对得起学生,对得起祖国的培养,对得起这份工作!

教育反腐,可以从现在开始,要清理论文贩子,要优化考评机制,经费使用要让师生有“活路”,要讲道理、讲科学,要言行一致、表里合一,不能说一套做一套,要用切实可行的举措提高一线教师融于实践的积极性,要最大限度地压缩教育经费在途中的“跑冒滴漏”,要切实改善大学教师的待遇。大学需要像华为那样实施科研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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